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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将军魂传奇电视剧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十：有力政府

长河网 • 2019-01-23 11:05:49 • 文化 • 阅读 7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在关注未来新国家国体问题，坚决主张民主共和的同时，蔡锷还关注未来新国家的结构形式问题。国家的结构形式主要反映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以及中央、地方政府之间权限划分等问题。近现代国家通
原标题：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十：有力政府蔡锷（1882－1916），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在关注未来新国家国体问题，坚决主张民主共和的同时，蔡锷还关注未来新国家的结构形式问题。国家的结构形式主要反映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以及中央、地方政府之间权限划分等问题。近现代国家通常采用单一制或联邦制的国家的结构形式。联邦制是由两个或多个享有独立权限的成员单位组成复合制国家的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则是由若干普通行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区单位构成的单一主权的国家结构形式。武昌起义后，随着独立省份的增多，即将建立的共和国采用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就成为共同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由于辛亥革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省的宣布独立，所以地方势力相当强大，他们希望革命后能够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多援引美国的联邦制，从而使联邦制的言论一时颇为风行。山东宣布独立时，省咨议局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议中明确要求“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贵州独立时宣布：“本省与各省人民同意组成联邦帝国，以达立宪之希望。”广西独立时，都督沈秉堃宣布：“联合各省军政府，警告各省督抚，促令同时独立，共谋组织联邦政府，以对外人。”即便是此时正在欧洲的孙中山也认为，“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尤为一定不易之理。”有鉴于此，11月9日，黎元洪在请各省派代表到武昌会商组织临时政府的电文中，也主张“亟应建立联邦国家，为对外之交涉”。梁启超曾综合了此时联邦论者所持的理由主要是：中国幅员广阔，交通不便，中央政府治理不易，改为联邦制，则较易治理；各省利害关系不同，本省人对本省事务较为关切，利用人们的地方观念与爱国心，可使国家的发展更形周密；各省相互竞争，进步较快；革命独立后各省没有确定的中心点，将来恐难相下，联邦可以息争；清廷若不能一时完全倾覆，可使其加入联邦，以弭兵端；蒙回藏疆在联邦制下始不致分裂。在国家结构形式上，蔡锷反对联邦制，主张单一制。当他得知有人主张将来中国建立联邦制国家后，立即于11月15日致电黎元洪及独立各省指出：“现满政府既倒，中华民国政府急宜建设，敝省全权代表即日选派赴鄂，共商一切。惟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建设一完全统一国家，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在他看来，民国的结构形式实行单一制，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利于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因此，他组织条拟中央会议大纲二十三条征求滇民及在滇各界团体的意见。其中要求全国财政、军政、外交、教育、交通等统一。在坚决主张民主共和国体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同时，蔡锷对中央政府的组建问题尤为关注。随着独立省份的增多，蔡锷即致电各已独立的各省军政府，要求考虑统一政府的组建问题。他指出：“查目前各国情状，对于各省义军，虽已认为交战团体，暂守中立，并未认为完全政府，列为国际团体。自今以后，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即无对外活动之资格。现在长江以南渐次光复，黄河流域当必陆续反正，统一机关之急宜组织，谅为数万万同胞所共认。武昌居全国中心，交通总汇，联合枢纽，似以此地为宜。”稍后，他又多次通电各省都督，对中央政府的组织及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筹议国家之组织、中央地方之权责，大纲既定，即共同组织临时政府，并明确提出要“建立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他强调指出：“默察世界潮流，国家主义之膨胀发达，几有一日千里之势，即共和先进国，如美国者，早已变易其夙昔所抱之孟罗主义”，“近亦极力倡导国家主义，以图发展”。“诚以世界竞争潮流日益促进，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而民国初立，国基未固，外患方殷，“若不极力扶助政府，假之以实权，而复事事为之限制，时时为之动摇，国本不固，则国脉以伤，自保犹且不能，更乌足以对外！”由此可见，在蔡锷看来，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是顺应近代世界发展潮流，加快民国的建设和发展，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需要。因此，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之后，蔡锷即致电孙中山，主张从先用人、财政、军事入手，实行中央集权，树立中央权威，以图国家之统一。为此，他建议：在用人上，“宜由中央参酌各省之现行制度，拟具大纲，颁布通行，以归一律。其上级长官由中央委任，次级长官由本省呈请大总统委任，下级官由本省委任后报明中央政府。至关于外交、财政官应由中央遣派”。在财政上，“宜将各省岁入悉报中央，由中央视各省缓急情形，量为分配”。在军事上，“宜由陆军部体察各省情形，酌定应编镇数，通令汰弱留强，勤加训练。已成之镇，悉听中央调遣，庶全国军队联为一气，可以互相策应”。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蔡锷又致电袁世凯、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再次明确提出建设强有力政府的主张：“共和立宪足以保障民权，伸张国力，法、美既行之而有效矣。乃输入吾国，转成一无气力之政府，而运棹不灵，全国有分崩离析之形，而不复团结。群将疑吾国人无政治能力，而不能不屈服于外人。由前之说，则必酿二次革命；由后之说，则必自投于奴隶之域，而国以沦亡。此虽过虑之言，然见微可以知著。窃谓吾国地广民殷，又当改革之后，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邦基。”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蔡锷虽然主张中央集权，但并非中央高度集权，地方无任何权力。他曾指出：“美之中央政府，仅总揽外交、兵政、用人诸大权，即总统之权限亦仅在于此。至各州之分政府，号有特权，其实不过将关于集权之事间接递之中央。其中坚而饶有势力者，则最下级之自治团体也。如教育、交通、实业以及卫生、慈善诸要政，皆地方自治团体负完全之责任，而无事中央及各州分政府之过问。此稍闻国政者所共知也。自治发达，则内力自然充实，然后可言对外，一旦国际有伤和平，取决武力，亦非难事。”可见，他只主张中央集中关系到内政统一之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国权的集中。至于地方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权，他则主张由地方自治团体负责，以发达人民自治能力，达到内力充实的效果。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除了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蔡锷还倾向于建立强有力的省级政府。当黎元洪发出侵电历数军民合治十害，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时，蔡锷不以为然，认为“流弊固当预防，而现势亦宜详审，要未可以一概论”，他通电全国，以云南为例，阐述其军民合治思想，主张省一级维持军民合治的体制。他说：“就滇省而言，地逼强邻，眈眈虎视，而山深箐密，伏莽犹多，时虞蠢动，非地方官之势力所能镇慑，一有骚扰，立酿外交。改革以来，人情惴恐，乃匪徒不得逞志，外人无凭借口者，实赖军政统一之故。现在遣散冗兵，安插羡卒，与夫一切军事计划，尤息息与民政相关。若军民分权，互相推诿，互相掣肘，哗变之事，在在堪虞。滇省自设立都督府以来，凡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各有专司，都督并不加干涉。惟皆隶属于一机关之下，故行政甚为敏活，号令不至纷歧，而部曲将卒亦从无干预民政之事。”他指出：“军务民政，将来必须划分，始足除武人政治之弊。惟目前国本甫定，而边省情形不同，不能不统一事权，以立纲维。”同时，为了避免让人产生他揽权的错觉，他还特别声明：“锷厕身军界，适当改革之秋，猥以武人，遂操政柄。明知此论一出，必有把持民政之嫌。然治乱所关，不容含默，诚为边疆起见，并非自便身图。如得大总统派一文武兼资之员，以承其后，锷即可奉身而退，长揖归田园，不欲久揽政权，并不愿再操兵柄也。”可见，蔡锷主张军民合治是从建立强有力政府和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大局着眼，并非为了扩大都督权力。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黎元洪民国初年，在旧的权威和秩序已被推倒，新的权威和秩序尚未建立，加之，世界列强不仅未承认中华民国，反而又制造蒙藏危机，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情况下，蔡锷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以安定社会、恢复秩序、抵御列强干涉、组织进行国家建设，稳步推进民主政治进程，既反映了国家的本质，体现了中国单一制国家的要求，又符合加快民初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切合当时喁喁望治的社会心理，因而具有合理、进步的积极意义，也充分反映了蔡锷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还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论者在评述蔡锷有关中央集权、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思想时，认为蔡锷是在支持袁世凯建立专制独裁统治。在笔者看来，这有悖事实。事实上，民国初年，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强有力政府的呼声十分高涨，“非持进步、民主、共和诸党同倡中央集权主义，即素以民党自命之国民党，其大多数亦莫不晓然于为国乃为民之意，而欣然和之”。一时“集权之声直成一般舆论”，而“强有力政府”五字“几如天经地义之不可侵犯”，成为“最有势力之言论”。即便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等人在民初也都主张中央集权。况且，蔡锷建立强有力政府的主张不仅向袁世凯提过，而且早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向他提及。所以，蔡锷建立强有力政府的主张是一以贯之的，是从民初民主政治现实和国家的建设和稳定大局出发而提出的，并非是为某个人服务的。（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第七章之“建国主张“）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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