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吴文可 整理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每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医疗卫生健康领域的议案提案都备受关注。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今年全国两会，关于卫生健康，代表委员们有哪些议案提案？一起来看。

全国政协委员张文宏： 继续强化基层卫生体系

“现在已进入疫情舒缓阶段，也正是国家继续强化基层卫生体系非常好的时间节点。”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说。

2022年的一件事儿，坚定了张文宏对强化基层卫生体系建设的信心。

“张医生，我认识您。”春节前，张文宏和专家们一起来到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巡诊，在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房，被一位患者叫住了。原来，这位患者春节前因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大白肺”，就近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由于病情发展迅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医联体远程会诊平台联系到张文宏和他的团队。按道理，患者当时应马上转诊到三级医院，但最佳转运时间已错过，最终选择了线上会诊，就地治疗。经过专家团队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共同努力，这位重症患者脱离了危险，在除夕夜前一天顺利出院。

“千千万万名社区医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一起携手，才能走出疫情。把社区的卫生力量更高效地动员起来，可以让更多社区危重症患者在早期得到更好治疗。”张文宏说。

朱家角镇只是当时三级医院专家巡诊的众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一。“我们分批去了24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现，基层医务人员承担了非常多抗击疫情的工作。”

张文宏说，“三级医院给社区卫生工作者赋能， 不仅仅是这次能走出疫情的重要因素，也让我们对挡住未来有可能存在的公共卫生挑战有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宋兆普： 提高乡村医生的养老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的党支部书记、院长宋兆普说，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他将提出改善乡村医生基本保障的有关建议。

乡村医生都是广大乡村百姓健康的服务者、提供者、守护者。尤其是近年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很多乡村医生义无反顾、身先士卒冲锋在乡村防控的最前沿。可以说，乡村医生几乎是全年服务在岗，更是在卫生室里度过了大半生。

“但是，大多数乡村医生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很多老年村医在退出岗位后无法获得有效的生活保障。”谈及乡村医生面临的现状，宋兆普表示，目前一些地方存在着村卫生室各项补助发放延迟、缩减普遍以及乡村医生队伍老龄化突出、后继乏人的情况。

“一旦老年村医的保障低下，难免会影响到年轻人从事乡村医生职业的意愿，由此导致优质人才流失。”宋兆普说，据他了解，目前乡村医生队伍以50岁以上年龄段为主体，究其原因，多因岗位和养老保障不足所致。“因此，为乡村医生提供养老保障迫在眉睫，也只有加强改善乡村医生的基本保障，才能够让这支队伍健康、长久发展下去。”

宋兆普对此建议，可以以城镇职工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方式为所有在岗或到龄退出岗位的乡村医生解决养老保障。

同时，地方政府可考虑采取人事代理的方式择优聘用60岁以下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另以临时劳务合同的方式聘用持乡村医生资格证的村医。针对岗位保障问题，可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诊疗费）、基本药物补助整合为政府专项卫生服务补助，用以支持村级卫生改革。

宋兆普还建议，可由政府为乡村医生统一购买医疗事故责任险，费用由政府和医生共同分担。对于在岗乡村医生因病不能再从事工作的，政府应给予生活补助或允许提前申请病退。此外，到龄退出或退休的乡村医生，在身体健康允许的条件下，可考虑允许其继续执业。“此举一方面可让其发挥余热，并有助缓解乡村医生的短缺情况，另一方面也可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宋兆普说。

全国政协委员朱同玉： 探索开发针对带病体人群的专属普惠险产品

如何进一步提升带病体人群的保障待遇水平，满足带病体人群在疾病复发以及后续治疗方面的医疗保障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表示，一方面，要支持惠民保多层次保障升级，在基础款之上，针对不同类型既往症人群开发高值、高保障的升级款产品，满足参保人群多层次的保障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探索开发针对带病体人群的专属普惠险产品。

带病体人群，是在亚健康、慢病人群基础上提出的新定义，特指与特定疾病或重大疾病更靠近的人群。慢病人群是最典型的带病体人群。在朱同玉看来，在“老龄化”快速演进、慢病“年轻化”以及医疗技术进步提高带病生存年限等因素下，中国带病体人群规模还将持续增长。

“在中国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险作为居民就医的基本保障，参保人群最多，覆盖带病群体，但基本医疗保险定位为保基本，待遇水平不足以抵御带病体人群长期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朱同玉直言，加上传统商业保险长期将带病体人群拒之门外，带病体人群的医疗保障缺口巨大。

带病体人群的需求是巨大的，但带病体保险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却是困难重重。对此，朱同玉建议，探索开发高质量的专属普惠险产品。“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乳腺癌等都是中国发病率较高的癌症病种。”

他强调，“我们要聚焦这些病种，设计更具专病化的保障产品，以防癌症复发、重疾并发症为保障内容突破口。在保费设计上，预留一定风险空间，保证产品的可赔付可持续；在风控方面，根据项目的控费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在免赔额和报销范围等方面设置差异化的方案。”

全国人大代表庹庆明： 建议为全国适龄女性免费接种HPV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逐步推进适龄女性HPV疫苗普遍接种策略，女性健康问题被越来越多的舆论所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雅安市委委员、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建议，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为13~14岁女性免费接种HPV疫苗。

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十个部门联合制定、印发了《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旨在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宫颈癌综合防控工作机制。

公开资料显示，宫颈癌是一种完全可以预防的癌症，若在早期发现，90%以上的患者可长期治愈。疫苗接种是预防HPV感染的有效方法。世卫组织倡议，青春前期即9至14岁是HPV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

庹庆明称，目前国内已有内蒙古鄂尔多斯、山东济南、福建厦门等多个城市启动了HPV疫苗免费或补贴接种计划。他建议，国家可为13~14岁女性免费接种HPV疫苗，以加快推进我国宫颈癌消除进程，保护和促进广大妇女健康。

全国政协委员李为民： 将肺癌筛查纳入医保报销

“肺癌是我们国家头号的癌症杀手，且肺癌患者整体五年生存率显著低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是我国68%的肺癌患者诊断时已是晚期，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说明国内肺癌早筛早诊率仍需加强。”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教授在其提案中建议，将肺癌筛查纳入医保报销。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恶性肿瘤发病人数逐年上升，预计2025年患病人数为520万人，2030年将达580万人。其中，肺癌年发病82.8万人，年死亡65.7万人，均居恶性肿瘤首位。

“我国肺癌病例的发现以晚期居多，而晚期肺癌的五年生存率只有5%～6%。但如果是一期的早期肺癌，5年生存率能够达到92%以上。”李为民介绍，肺癌筛查最现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低剂量螺旋CT，我国也已经将低剂量螺旋CT筛查纳入了肺癌筛查的指南。

然而，肺癌高危人群接受筛查的比例仍低，尚未全面普及。由李为民教授团队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目前现有肺癌防治费用的分布中，96%用于治疗性花费，预防费用的构成极低。

在李为民看来，造成肺癌筛查比例低的原因，一是健康科普没到位，其次是费用问题，每年都要自费数百元进行筛查，对很多老百姓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因此，建议我国将低剂量螺旋CT的肺癌筛查纳入国家的筛查计划，检查费用逐步纳入医保报销。以此提高高危人群筛查参与度，推动肺癌防治关口前移，解决肺癌早诊早治‘最后一公里’的核心问题。” 李为民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张伯礼： 加快启动针灸大科学研究计划

“针灸目前面临国外产业化和‘去中国化’的严峻挑战。”日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提出，从针灸学科的国际发展和话语权来说，都需要积极实施“以我为主”的大科学计划，以引领国际针灸学科的学术发展。

张伯礼指出，针灸是我国在国际上能够主导发展方向并取得突破的原创性学科，其所蕴含的生命科学规律正在被逐渐认识，但当前，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西方针灸学派挑战传统针灸理论，出现从理论上“去中国”化现象，并以科学针灸和医学针灸为名对传统针灸提出了种种挑战。

张伯礼介绍，从2015年起，我国已经开始实施针灸研究大科学计划，并召开一系列会议，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

未来，针对针灸大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张伯礼建议，一是开展针灸临床研究，建立符合针灸临床特点的研究范式和评价方法。梳理针灸疗法的优势病症，根据针灸临床特点和针灸方案的成熟度，选择适当的研究设计方法，产生高质量的临床证据。。

二是聚焦针灸基本科学问题，系统开展穴位对机体调控规律研究。他认为，穴位对机体调控的效应规律是针灸学科的关键科学问题。穴位作用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特征，研究穴位局部、靶器官和全身整体的调节效应，开展穴位对机体功能调控规律研究，系统“解码穴位”。

全国政协委员徐凤芹： 打造中医老年医学研究高地

▲资料图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面对人口深度老龄化的挑战，但目前尚无一所国家中医老年医学中心或国家中医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徐凤芹建议，加强中医对重大老年医学问题的研究，打造中医老年医学高地。

徐凤芹表示，内科学专科主要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其评价方法为治愈、好转、恶化或死亡，而老年医学是以“老年人为中心”，以“全人健康”医护照料管理为重点，这与中医学“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

“中医的治未病、中医非药物疗法、中医养生功法、中医康复、中医舒缓医疗在老年人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受老年患者和家属欢迎。”徐凤芹指出，中医在为老年患者服务中从延缓衰老、中医治未病到健康管理、慢病管理、疾病治疗、中医康复、舒缓医疗都有独特的优势，深入研究中医老年疾病将有助于推进健康老龄化，助推健康中国战略。

对此，徐凤芹建议，一是加大对中医老年疾病研究的投入力度，目前研究主要聚焦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等重大慢病疑难病，对衰老机制与延缓衰老的基础性研究及老年慢病共病关注不够，涉及中医的内容较少。

同时，她建议加强中医对重大老年医学问题的研究，建议设立国家中医老年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或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提高中医老年医学临床研究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中医老年医学研究高地。

“成立国家中医老年病学临床研究中心，将有利于推动我国中医老年病学人才队伍建设、形成规范、专业、稳定的临床研究网络，有利于加速解决我国中医老年病学发展中遇到的关键问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宏伟目标，”徐凤芹表示。

全国人大代表司富春： 探索社区中医药服务新模式

中医药在数千年医疗实践中形成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和适宜的特色诊疗技术与方法，对社区居民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等的预防、治疗、康复和保健具有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中医药大学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司富春表示，目前社区中医药发展存在发展不平衡，新建社区中医药馆服务能力较弱，居民对“治未病”的认知度低等问题。对此，司富春提出加快推进社区中医药发展的建议：

要进一步加强社区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强化省市中医医院对社区的对口帮扶，把帮扶重心放在中医特色科室建设、培训业务骨干或中医科室带头人、选派中医人才建立长期帮扶机制、适宜技术和特色诊疗技术推广应用等核心竞争力上。在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等业务院长遴选上，加强省级医院的选派力度，从顶层设计方面提升基层中医卫生服务能力。

“要加快建立社区中医‘治未病’健康服务体系。”司富春建议，各级政府和医疗卫生部门应逐渐增加治未病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后期财政投入，保障社区中医治未病健康服务项目建设和推进。

加强社区中医药服务的科技创新和临床研究也是社区中医药发展的关键环节。司富春建议，加强对防治社区常见病、慢性病、特定人群疾病的经方研究，研发出服用快捷、方便、疗效好、价格低的中药制剂，提高社区中医药服务的便利性。

同时，要加强社区中医药健康管理，积极探索社区中医药服务新模式。将中医健康体检纳入常规体检项目，制定针对不同健康状态人群的中医健康干预方案或指南。鼓励支持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针对不同健康需求，开展儿童体质调理、中医特色护理、运动指导、饮食指导等中医健康养生定制服务。

推动社区中医药服务数字化智慧化也是重要一环。要建立一套包括中医药疗法、物理干预、饮食干预、起居干预、运动干预、情志干预在内的防治结合的康养服务内容体系，实现对居民进行远程健康指导 。

全国政协委员张其成： 加快搜集散落民间中医药文物文献

近年来，国家级中医药博物馆的推进工作在持续进行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教授张其成建议，可设立国家中医药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用于搜集散落民间的中医药文物、文献，对面临损毁的文物文献进行抢救式修复。

张其成介绍，中医药文物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丰富的古代文化信息。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中医药文物100万余件。全国中医药院校、科研单位及民间有数十家博物馆，收藏文物不到1/10。大部分散落在民间或在非文物单位临时存放，不少文物毁坏严重，此外还有大量中医药文物流失海外，因此加强中医药文物文献的修葺、征集、保存和利用，已刻不容缓。

张其成建议，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担负着保护中医药文物的历史使命，可尽快设立国家中医药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将国家中医药博物馆打造成为中医药文化遗产资源采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国家级文化殿堂。

他还建议，北京“太医院”坐落在北京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处于北京中轴线上，是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文化遗产，可将北京“太医院”建设成燕京中医药博物馆，作为国家中医药博物馆的主馆之一，侧重于展示宫廷医学、燕京医学。

全国人大代表徐兰宾： 以中医药为载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中医药高质量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之中，目前已传播至196个国家与地区，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但在实践中，中医药海外传播存在着中医药海外跨文化传播研究不深入、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推进还不够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徐兰宾围绕上述问题提出建议：

加强中医药海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支持有条件的中医药院校、中医药研究机构及有关行业组织设立中医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组织专业人员针对不同国别、不同地区的文化习俗等，开展中医药海外跨文化传播研究。

加大中医药海外传播人才培养。在相关高校开设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专业，加强培养既有中医药专业背景，又有良好外语素质和现代科学素养的复合型人才；设立国家中医药双语人才专项，着力培养具备中医学和外语学双学历背景的骨干教师。加强国际交流，增加中医药人才参与国际传播的机会，拓宽中医药传播人才的国际化视野。

加强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建设。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等组织的协调，积极开展中医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诊疗设备、中药材及中药产品、针灸、术语等标准化研究，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逐步形成一套覆盖中医药学科链、产业链和服务链的国际标准框架。

拓展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渠道。继续依托孔子学院、援外医疗队等，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项目，讲好中医药故事。同时，进一步创新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与互联网技术，开展互动交流、融媒体、远程医疗等多元化传播，高中医药海外传播效果。

本文综合 中国新闻社 新华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