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凌越：从专制拥趸到反纳粹斗士的托马斯·曼“在希特勒执掌政权不久，托马斯·曼即被迫开始了自己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对托马斯·曼来说，他的精神历程只经历了一战后的那一次重要变化，此后他都是人道和民主政体坚定的支持者，而他在德国的遭遇（遇险，书籍遭禁，备受恐吓，以及最终被取消国籍）则从另一面证明了他的真诚和勇气。”从专制拥趸到反纳粹斗士——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托马斯·曼凌越二战中的托马斯·曼完全是一个和纳粹作顽强抗争的斗士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托马斯·曼已经从旅居五年之久的苏黎世湖东岸的库斯纳赫特移居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文学系的客座教授。托马斯·曼开始流亡的时间更早，早在1933年2月，希特勒上台之后不久托马斯·曼即已离开德国，起初是为了在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和巴黎做有关瓦格纳逝世五十周年的演讲，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国会纵火案、兴登堡的《非常法》、3月份的帝国选举中纳粹获得绝大多数选票等——托马斯·曼开始放弃回国的念头，194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托马斯·曼曾经回顾过自己决定流亡时的客观情势：“我永远不会忘记，电台和报刊界在慕尼黑对我的瓦格纳演讲，发动的无知和杀气腾腾的攻击，它使我真正明白，我回国的道路已被中断。”客观地说，1939年二战的爆发并未给托马斯·曼带来很大震惊，因为他早已洞悉整个形势，反而在各种力量的对抗之中，让托马斯·曼看到了最终澄清局面的可能，以超越二战爆发前因绥靖政策带来的令人焦虑的状态。因而托马斯·曼更加投入地投身到反法西斯的阵线中。克劳斯·施略特所作的托马斯·曼的传记说他“做出了能够做到的一切”，鉴于他在流亡者中崇高的声望，他所承担的义务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所参加并领导的帮助欧洲难民的“委员会”以及“协会”，几乎难以计数。“犹太教难民委员会”、“基督教难民委员会”、“纽约政治统一服务委员会”接受他的举荐，捐献者接受他的谢意。在整个二战期间发出的信件中，可以找到托马斯·曼为此奔波努力的感人至深的证据：他以“美国日耳曼文化自由指导委员会”（任该会名誉主席）的名义，对“两美元”、“十美元”的仁慈馈赠表示感谢；他写信给纽约电影公司的老板们，请求他们延长那些以电影剧本作者身份受雇的德国作家的合同。从1940年秋天开始，托马斯·曼通过英国广播公司电台每天向德国发表广播讲话，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英国战争救济委员会。当一些在布拉格受到迫害的德国人急需援助时，他甚至写信给华盛顿高级部门，试图动用自己的声望施以援手。这种为他人任劳负重的精神，以及在做每一件有求于他的事时所表露出来的热情和谦逊，都是对他自己所极力主张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实践。托马斯·曼但是回顾托马斯·曼整个精神成长的历程，我们会发现，托马斯·曼的精神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甚至会吃惊地看到，1914年8月当德国正式对法国宣战时，托马斯·曼和慕尼黑剧院广场上欢庆的人群（其中正包括在仿造的卫兵门厅旁，挥动帽子的阿道夫·希特勒）几乎是处在同一认识水平线上的，托马斯·曼在给哥哥亨利希·曼德一份信中写道：“有幸经历如此伟大事情，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对此难道我们不应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吗？”在同一封信中，托马斯·曼称这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十分正规的，甚至是庄严的人民战争”。1915年在发表于《法兰克福报》上的《关于战争的思考》一文中，托马斯·曼将自己拥戴战争的想法提升到文化高度：只有德国的胜利才能保证欧洲的和平，只有德意志灵魂的保存和发展才意味着更高的文明进步。这种文明托马斯·曼称之为“文化”，它和“理性”相反，亦和英国式的以契约形式固定下来的社会道德标准不相容。他发现，个人反对民主的思想早已在路德、歌德、叔本华、尼采那里得到发展。他发现，个人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目的正是通过这种反民主思想而实现的，而德国文学史上的浪漫派正是这种升华为世界观的反政治的范例。这种思想显然和托马斯·曼在二战时所具有的人道的反专制思想存在天壤之别，那么这种转变过程则是耐人寻味的，在那个大动荡年代的知识分子中有着标杆性意义。讲到这里，则必然要论及托马斯·曼和年长他四岁的哥哥亨利希·曼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两兄弟同为德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虽然弟弟托马斯·曼由于获得过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在世俗声誉上始终要高出一头，但是哥哥亨利希·曼则在政治洞察力和社会批判性方面胜过弟弟一筹。亨利希·曼深受法国作家和思想家影响，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人权观念、自由和平等思想对他影响至巨，他显然是把法国民主制做为德国君主制的对立面而加以颂扬。在此，在对待德国君主制的态度方面，他和一战时期拥戴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弟弟已成背道而驰之势。托马斯·曼（右）与他的哥哥亨利希·曼事实上，思想的演变总是缓慢的渐变式的，那么当兄弟俩思想在一战爆发时呈水火之势时，他们分歧的源头只会更加遥远。早在1903年兄弟之间的论战即已开始，尽管最初只是很隐蔽的。当时，托马斯·曼讥讽哥哥小说《女神》的批判性政治性的内容，而在亨利希·曼一部重要的小说《小城》发表之后，他在对该书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把它和自己的《王爷殿下》相比较，进而得出哥哥的政治、美学观点与自己相同的结论。亨利希·曼拒绝了这种比较和结论，他不点名的批判弟弟“是反动文学家中的一个，他们象征性地拿来人民的生活，以装饰自己高贵的经历；不认识自由，却对它加以蔑视”。事实很快证明亨利希·曼这段话的正确性。在一战开始不久后发表的《战争中的思考》一文中，托马斯·曼不仅对自己的民族采取沙文主义的态度，而且称颂其国家形式为“我们的君主制”。兄弟俩的关系在1914年9月18日托马斯·曼给哥哥的一封信之后完全中断了。对于弟弟思想上的幼稚，哥哥痛心疾首，次年亨利希·曼发表《论佐拉》一文，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最重要的“战斗檄文”，文中哥哥继续不点名地谈及弟弟：“最严峻的考验开始了，它迫使有思想的人选择自己的道路，或者做眼下的胜利者，或者为永久的事业而奋斗。看上去似乎同是出类拔萃的战友们一时都翻脸了。这些人毁了，这些生命毁了。……一个只是建立在暴力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真理上的帝国，一个只有命令、钱财和剥削，而人从不受到重视的帝国，是不会取胜的。”兄弟手足之情，使这场争论变得格外纠结和真诚。尽管两人都非常痛苦，但都毫不犹豫地坚持己见，而在措辞上又极力有所克制，比如这种不具名的批评。反过来，托马斯·曼也是一样，他的克制还有一层现实的考量——当时亨利希·曼尚居住在慕尼黑，弟弟显然不希望自己对哥哥的攻击成为慕尼黑警察采取行动的口实。1917年年底，亨利希·曼曾写信向托马斯·曼表示和解，然而遭到拒绝。回信的口吻沉痛又骄傲：“我整整受苦、搏斗了两年之久，荒废了我最为得意的计划，艺术上陷入沉默。自我总结、比较、维护，不是为了在你口授了这封没有一行字不是自以为是的信之后，抽泣着扑倒在你的怀里。”亨利希·曼对此的回答是直接写信给托马斯·曼本人，分析了两人性格方面的差异，也直率指出弟弟问题之所在：“你的激情促使你完成了几部作品，但它也使得你对不合心意的东西完全采取无礼的态度。简而言之，它使你无能力去理解另外一个陌生的生命中的真正严肃性。”然而，这封信的草稿上打着“未发出”字样，也许哥哥不想再令两人糟糕的关系雪上加霜，也许他想事实本身会让误入歧途的弟弟回心转意。哥哥等得不算太久，差不多四年之后，托马斯·曼终于愿意思考兄长的观点，像青年时代一样，弟弟又一次成为汲取者，并最终朝着人道和自由的道路走下去。显然，在此他和自己的哥哥再次相逢，并且再也没有分开过。晚年，在《关于我兄长的报道》中，对兄弟俩情谊，弟弟托马斯·曼做过感人的描述：“在德国的疯狂面前，他和我一样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和忏悔，甚至比我更多，因为他在从法国出逃期间，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刊登一张摄于1914年8月2日的照片，希特勒与民众在慕尼黑广场上，庆祝一战爆发。如今已有历史学家指出此照片系伪造。令托马斯·曼思想转变的因素是多样的，哥哥的言论虽然遭到他的反击，但是毕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是此次重要思想蜕变的背景，应该说起决定性作用。同时，纪德、修阿雷斯和库奇乌斯关于德法文化问题最初的见解也引起他的兴趣。在他们进行的公开讨论的影响下，托马斯·曼第一次对自己提出的国家民族主义合理性是否过时的问题给予了肯定的回答。通过好友汉斯·赖西格尔的译作，托马斯·曼接触到惠特曼的抒情诗，惠特曼诗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新的人类思想”打动了他：“因为我看得清楚，惠特曼所说的‘民主’就是我们所说的‘仁爱、人道’，只不过我们的概念陈旧一些罢了。”另一方面，右翼恐怖分子日益猖獗的活动则进一步促使托马斯·曼放弃以往的保守主义态度。尤其原来的帝国部长，当时任外交部长的瓦尔特·拉特脑被暗杀，对托马斯·曼是一个巨大震动。托马斯·曼认识这位极力推行东西方和平共处政策的高官，并将之视为和解政策的代表斗士。转变的迹象首先表露在有关霍普特曼诞辰的纪念文章中，在此文中，托马斯·曼首次提出“文学的教育功能”思想，这是和他对自己的作品所具有的自白性质的思考以及他对“人道主义”的理解紧密相关的。从此以后，文学的教育功能或者说道德训诫作用，成为托马斯·曼思想中核心组成部分，早些年就亨利希·曼的檄文《论佐拉》而写的论战意味强烈的《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中迹近于唯美主义思想的文学观被逐渐抛弃。到魏玛年代末期，托马斯·曼有关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想法更加明确了：“面对今天的现实，一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问题采取自命清高，视而不见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是与生活相背的，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事情也属于人道的范畴。”1936年汉堡，在向纳粹致敬的人海中，这名男子拒绝举手。因为和犹太女人结婚，他被判两年苦力。1991年这张照片刊登时，一名女子认出这是她的父亲，名字是AugustLandmesser。日见清晰和左转的政治态度使托马斯·曼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自然也和他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取得的世界声誉有关），从1922年发表《论德意志共和国》的演讲开始，他的每句言论都要被贴上政治标签。在魏玛共和国最初几年，一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人就已公开对托马斯·曼表示不满，随着纳粹势力的日益增长，托马斯·曼遇到的敌对势力也在增长。1930年9月14日，在国会重新选举中，纳粹的票数陡增，为了扭转局面，托马斯·曼挺身而出，同年10月17日在柏林贝多芬大厅做了名为《致德国——向理性呼吁》的演说，虽然这不是他离开德国前最后的告诫，但却是最有力最坚决的一次。他向那些想靠“无为”过活的市民阶层指出，只有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才能保障诸如“自由、精神、文化，这些市民阶层的幸福权力”。而他得到的是一场骚乱，在二十名用黑礼服伪装起来的冲锋队成员支持下，戈培尔的心腹布罗南导演了一出示威闹剧。演讲后，托马斯·曼被迫由朋友带领，从后门溜出，通过相邻的柏林交响乐团漆黑的大厅，到达一个秘密出口，然后乘坐早已在此备好的小车，才得以脱离险境。此后，在慕尼黑住处，托马斯·曼不断接到匿名电话和匿名信威胁要“干掉”他，1932年，托马斯·曼收到一件包裹——被焚为灰烬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显然，寄件人想以此恐吓托马斯·曼放弃对纳粹的批判。次年，德国的局势更加恶化，在希特勒执掌政权不久，托马斯·曼即被迫开始了自己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对托马斯·曼来说，他的精神历程只经历了一战后的那一次重要变化，此后他都是人道和民主政体坚定的支持者，而他在德国的遭遇（遇险，书籍遭禁，备受恐吓，以及最终被取消国籍）则从另一面证明了他的真诚和勇气。不过，托马斯·曼之所以成为德国流亡者乃至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线里举足轻重的人物，到底还是和他的文学成就有关，那么考察他的文学作品和政治主张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尽管在一战之后的年月里，托马斯·曼深度介入了政治和社会事务，前文也讲过他为此花费了许多精力和心血，但是托马斯·曼千方百计抓紧时间，他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勤奋写作，多少年他坚持上午写作，下午答复各种信件，只是到了晚年，在动了一次大手术以后，他才从写字台前撤离，坐在沙发的一角，面前放上一块斜面本版，伏在上面写作。在有关时事的诸多演讲中，在BBC的广播讲话中，托马斯·曼反纳粹斗士的形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但是，当他伏案写作时，他的小说到底遵循着美和文学本身的逻辑，他的文学修养和造诣使他清楚地知道，他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得体地安放他的政治和社会热情。在对歌德多年精深的研究中，托马斯·曼将自己从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对他来说，生活与艺术不再矛盾，艺术也已不是那种浪漫主义的骗人的苦行僧的产物。他赋予艺术更高的地位：“人类通过诗人将自己的经历用语言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使它得到永存；艺术家的严肃，这种游戏般的严肃，是人类思想高尚的最纯洁，最感人的表现形式”。托马斯·曼作品晚年托马斯·曼历数了他所处的时代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在欧洲大陆称霸，维多利亚英帝国的鼎盛，欧洲资产阶级道德准则遭到非理性的冲击，1914年的灾难，美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意志帝国的没落，俄国革命，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纳粹在德国的兴起，希特勒的恐怖统治，东西方反对希特勒联盟。”作为站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文化人物，这些变革尽在他恢弘的视野内，当然只是在时事评论和广播演讲中，托马斯·曼对这些变革做出了即时的直接的回应。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所有这些只是作为背景存在着，他的那些卷帙浩繁的小说处理的场景，从表面看并不恢弘：《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的是吕贝克望族布登勃洛克家族四代人从1835年到1877年的兴衰史，正如小说副标题所言，这是一个有关家族没落的故事；《魔山》虽然人物众多，但小说人物活动的环境也仅局限于一座高山肺病疗养院；晚年巨著《浮士德博士》则是讲述音乐天才莱韦屈恩悲剧性的一生。也就是说，托马斯·曼很清楚史诗般的小说和真正恢弘的历史事件毕竟是两回事，虽然在思想意识方面他曾误入歧途，但是对于美学意义上小说的理解托马斯·曼从来没有偏离过正确的轨道。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托马斯·曼小说创作的轨迹，并不是和他思想认知水平处于等距离的平行线上。当他的思想意识跌入专制和民族主义的低谷时，他的小说水准却始终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线上；而当他的思想意识在一战后转入进步的民主和人道阵营时，他的小说创作也很难说相应地步入巅峰状态。事实上，艺术创作总是有一种中性的惰性，激进时它拖在后面，颓靡时它又冲在前方。它有它自己神秘的逻辑，以此和轻佻的时事评论区分开来，并将自己的重心始终倾向于遥远的永恒。如果说叔本华和尼采增进了托马斯·曼的认识和见解的话，托尔斯泰则是他从事小说创作的伟大导师。他对托尔斯泰的热爱伴随其漫长的写作生涯的始终，在二十来岁写作第一个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时，托马斯·曼已经是托尔斯泰忠实拥趸，在写字台上摆放着托尔斯泰的肖像，整部长篇都是在托尔斯泰不乏冷峻的眼光下写就的，那画像是托马斯·曼个人野心的目标。像如今的许多粉丝一样，他甚至计划亲眼见一下这位伟大作家。那是世纪嬗替之际，托尔斯泰应允去克里斯蒂安亚参加一个和平会议，托马斯·曼打算去看他，可惜“托尔斯泰病了，取消了这次活动。我这样想象着，并真的相信是这样。托尔斯泰依旧是神”。在《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写作中，他学习并发展了托尔斯泰布局谋篇的技巧，即通过引导动机，那个“作家有意强调的细节，那种词句，意义上的遥相呼应，极为清晰的条理与至为深长的意味同时并举”，通过这种方式将长篇叙述衔接起来。更重要的是，托马斯·曼发现，他在写作中致力于全面细致的表现自我，然后以此为中心和社会、时代发生活生生的关联——这个方法，托尔斯泰早已用更巧妙更全面的方式实现了。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他看到，这种自传式写法升华为艺术家的高贵体现。在给友人马尔腾斯的信中，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作家曾经写道：“我相信，伟大的作家在其一生里并没有发明什么，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心灵对流传下来的东西加以丰富充实并重新进行塑造。我相信，托尔斯泰的作品至少和我渺小的拙笔一样具有严格意义的自传性质。”托马斯·曼十分崇敬托尔斯泰自此，托尔斯泰成为托马斯·曼写作上的标尺和动力之源，在1921年世界观发生重要转折时期，给他鼓舞振奋、引导示范的正是托马斯·曼一生都极为推崇的歌德和托尔斯泰。在整个二十年代，托马斯·曼最重要的作品除了长篇巨制《魔山》，恐怕就要算长篇散文作品《歌德与托尔斯泰》了。在文中，托马斯·曼将两位文豪做了细致的比较，许多见解评论都很尖锐而且措辞妥帖。毫无疑问，托马斯·曼堪称托尔斯泰的知音，要是他再年长一些，也许他们可以彼此成为知音。和托尔斯泰取得的几乎一面倒的赞誉不同，托马斯·曼的文学之路虽然主要由鲜花构成，但是也一直伴有批评之声。有时候人们显得太急躁，不能立刻领会托马斯·曼从敏感的个体去触及社会和时代的羊肠小道——一种心灵的过滤器将从纷繁的世界中过滤出艺术和美，他们急于去试图看到史诗本身，而不知道文学的史诗其实只是个体的日常生活的无限繁殖，以此准确映射出历史跳动的深沉的脉搏。《纳粹德国文学史》作者J.M.里奇就犯了这样的毛病，在书中他对托马斯·曼晚年倾注极大心血的长篇巨制《浮士德博士》颇有微词，主要的纠结就在于这本忏悔之作，竟然略去那么多史实：“德国的城市遭受着空袭、火箭落到伦敦、盟军进入法国、德军撤出俄国、德国最后面临的无条件投降和盟军的占领——这一连串事件书中都有涉及，但没有一件得到完整叙述。虽然小说成功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充实和全面的印象，仍有大量内容被省略。例如，第三帝国的整个时期几乎都被排除在小说之外，因为叙述者泽特布罗姆关心的是讲述一位名叫莱韦屈恩的音乐天才的生平。”这样的不满大概要让托马斯·曼哑然失笑了。真正的文学家大概从未想着要把历史学家踢走并取而代之，尽管他心里一直惦念着历史。好的文学永远有一种普遍的抽象性，有一种超越真实的幻像，并借助这幻想触及更深沉的真实。就《浮士德博士》整部长篇而言，其主题是一名骄傲和受到无创造性威胁的英才的生命和创造，在这个人身上，一如托马斯·曼自己评注的那样，反映出艺术全体、文化，乃至人和精神自身在我们这个万分危急之时代的境况。莱韦屈恩作为德意志灵魂的隐喻：两者，德国和莱韦屈恩，陷入一种无创造性、无信仰的、受到生命僵化之威胁的境地。两者都和魔鬼缔结了协议，德国是为了颓败的社会，莱韦屈恩是为了赢得创造性的迷醉和狄奥尼索斯的恣肆，以摆脱过度内省，强行进入原初的情感。两者最终都被魔鬼俘获，都背叛了人道的理性，委身于非理性的权力。托马斯·曼对这部小说极为重视，他甚至专门写了一个《的诞生——一个小说的小说》以阐明自己的主旨。在二战结束不久，小说杀青之前，在一次有关“德国和德国人”的演讲中，托马斯·曼提到：“只有一个德国，它通过恶魔诡计将其至善打造成恶。恶的德国，这是走错路的善的德国，不幸、罪恶和没落中的善。”这句话也许正是整部小说所营造隐喻的指向物，托马斯·曼在年近六旬的时候，怀着沉痛的忏悔之心，借助《浮士德博士》对自己的一生也对浪漫主义以来的德国文化和社会做了痛彻心扉的反思，也因此他才会在生前所接受的最后几次采访中，非常明确地表示这部《浮士德博士》是他的最爱：“谁不喜欢它，我立刻就不喜欢谁。谁对它承受的精神高压有所理解，谁就赢得我的由衷感谢。”这已经有临终绝笔的意味了，虽然其后在高龄，托马斯·曼还写了别的小说，以及广受赞誉的有关克莱斯特、契诃夫和席勒的长篇随笔。显然，最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凌越凌越，诗人，评论家，译者。安徽铜陵人，现居广州。著有诗集《尘世之歌》，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访谈集《与词的搏斗》，和梁嘉莹合作翻译美国诗人马斯特斯《匙河集》，《兰斯顿·休斯诗选》等，主编俄耳甫斯诗译丛。本期编辑：张晓敏欢迎转发、分享，其他公号如需转载，请与“未来文学”订阅号后台联系。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