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家讲坛｜郝振省：谈谈“出版文化理性”为提高编辑出版人员综合素质，7月13日上午，中国文史出版社邀请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同志作了《谈谈“出版文化理性”》的专题讲座。刘未鸣社长主持，出版社各业务部门全体参加。郝振省会长从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为什么要倡导出版文化理性、编辑如何修炼出版文化理性三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现将根据录音整理的讲座内容刊发，供编辑出版同行学习交流。2018年7月13日，中国编辑学会郝振省会长应邀到中国文史出版社作专题讲座谈谈“出版文化理性”郝振省很高兴来到中国文史出版社，跟大家一起谈谈出版文化理性。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第二，为什么要倡导出版文化理性？第三，我们怎么来修炼出版文化理性？一、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我先把题目做一个分解。首先，什么是出版？出版是文化的源头，是文化的基础，是文化的依托。其次，什么是出版文化？出版文化是出版的灵魂，是它的本质，是它的皈依。再次，什么是出版文化理性？出版文化理性是出版文化的感性提升，是出版文化的内在把控，是出版文化的思想结晶。这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的关系。我特别看重“理性”这两个字。我们编辑出版人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性的酿造者、打造者和建构者。有人开玩笑说，人是符号性的动物，而畜禽不过是信号性的动物。符号性是人的本质，从远古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就把他的思想、文化、文明的东西通过符号储存起来，传承下来，一代代人从这个符号里挖掘、挥发，然后再加以新的符号。文化传播和文明传承不过如此。所以，别小看编辑，编辑的神圣性是永恒的。如果要给出版文化理性下个定义，它是指编辑出版人经过长期学习实践修炼而形成的一种直接影响出版物内容品质的价值追求、能力体系和行为规范。一般来说，在价值观和使命感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界同仁朋友追求出版文化理性，应至少具备“六性”“四力”“四仪”。六性是指文学的感性、史学的智性、哲学的悟性、科学的理性、艺术的灵性、伦理的德性。我认为作为一个编辑出版人，除了价值观和责任担当以外，这六性是不可或缺的。你是科学编辑，你的科学理性要多一些，你是艺术编辑，艺术的灵性要多一点。比如文史出版社，文学的感性和史学的智性都应该多一些，当然，其他的特性你也得具备。所谓文学的感性，即编辑的文学修养。其他职业的人们喜爱文学，可能是一种消遣，也可能是一种兴趣使然，但编辑喜爱文学，应该是一种职业的必要修炼。要有意识地把这种必要修炼变成为一种习惯。好的文学作品，能拨动编辑心灵的琴弦，敲击编辑思想的键盘，差的或不好的文学作品能引发编辑的睿智分析与客观批判。在这种习惯的作用下，编辑自己还能有一些文学方面的作品，譬如诗赋、散文、杂文、文学评论及文学小说等逐渐地发表出来。这种文学的感性修炼，不仅使编辑朋友拥有家国情怀的品格，对人生、对生活、对工作、对家庭有着非常阳光的感觉与深湛的感情与深刻的感觉，而且它能加强编辑热爱读者的倾向，从而增强编辑所加工的出版物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当代作家刘庆邦说过，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是用生命创作的。已故的路遥先生，把平凡的人物、平凡的事件、平凡的岁月写得淋漓尽致，通过文学作品充分反映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社会的丑恶和善良，靠文学内在的力量，让我们流泪。我们做编辑的人，一定要有这种文学的感性。所谓史学的智性，即编辑的史学修养。有一些史学的基本知识，有大量的历史方面的知识积累，特别是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有一定的领会、掌握与运用。学会从唯物史观而不是唯心史观、从历史的大尺度而不是从简单的义愤填膺或愤世嫉俗或欢呼雀跃来分析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比如更多地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社会性质、国际背景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来定位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的总体进步，社会生产关系的总体合理，从对国家、民族、人民的贡献与拓展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编辑未必要做历史学方面的专门家，但是应该有意识地、特别自觉地储备、积累这方面的知识与信息，养成和培养自己的历史自觉性和观察历史问题的正确方法。史学修养的功能，主要是增加编辑的历史厚度，丰富编辑的历史知识，增强出版物的厚重性与故事性。所谓哲学的悟性，主要是指哲学方面的修养。一般来说，编辑应具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知识等等，特别是把握关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还有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可能性与现实性、形式与内容、必然性与偶然性等。同时要对中西方的哲学大师及其主要核心观点有所了解。比如苏格拉底的“知与不知”，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孔子的“克己复礼”，老子的“无为而治”，孟子的“死于安乐，生于忧患”等等，都体现了人类的哲学智慧，呼唤着人们的哲学悟性。哲学悟性的训练与获得，会使人处变不惊，应对从容，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在胜利中发现危机，在平静中感知到汹涌，在浅显中找到深刻。对编辑朋友来讲，哲学的逻辑性有助于我们的条理性，哲学的反思性有助于我们思想的深刻性，哲学的辩证性有助于我们思想的包容性，哲学的宏观性有助于我们思想的全局性。我们当编辑的，有时候看了一篇稿子或一本书，觉得写得不行，但是为什么不行，说不出来，或者能说出来，但很零碎，形不成一个有条理的、逻辑性的东西。这主要就是因为哲学的悟性不够。所谓科学的理性，即作为职业编辑，要有基本的科学素养，足够的科学常识与相应的科学精神。我们的生活与科学难以割舍，就今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来讲，对于科学素养之需求应该说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与社会。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由于历史的缘故有明显的缺陷。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曾把科学技术及其新发明、新创造视为奇巧淫技、洪水猛兽加以拒绝，现在则是今非昔比，但仍有大量的科普工作要作。提高全民族科技素养的任务仍很艰巨，这当然对编辑出版工作提出了要求。不仅需要编辑朋友策划、组织这方面的选题，而且要求在文稿、书稿的加工过程中，要体现出严格的逻辑规则和充分的说明论证。在科学的理性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编辑应该逐步成为自己本学科、本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只是具有一般科学理性之品格，而且应在本学科、本领域中有深湛的研究与长期的积累，有一定的话语权。否则，你就很难深入到该领域的内部，站在学科前沿，对大作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打造出能够被传承的出版精品。所谓艺术的灵性，即编辑要有一定的对音乐、美术、书法、戏剧等方面的鉴赏力，甚至具有一定的艺术模仿力与艺术创造力等。艺术可以调剂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人们的情感世界，解除或缓解人们的心理疲惫，帮助人们打造一个超越现实的美妙空间。而且艺术的灵性主要表现在于形象思维，它对于抽象思维是一种调剂、提升、拓展和互补功能。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一个建议，就是要注重科学家、技术专家的艺术修养。应该从学生时代就统筹安排进去。他经常谈到，自己的科技创造，受到作为钢琴艺术家的夫人蒋英的影响很大，往往在对音乐艺术的欣赏与参与中产生了科学的灵感与创造的思想。艺术灵性的修炼往往能够提升编辑自身的审美品质和艺术素养，对编辑策划选题、加工书稿的创造性思维有大的帮助。中国编辑学会有个素质提高班，不讲如何编辑，而是请各个领域里的专家谈自己领域最前沿的东西。我们请王浩院士讲中国的水资源污染问题，请欧阳自远讲探月工程，请吴新智讲现代人类的起源、中国人的起源。结果这个培训班参加人数爆满。我觉得，改正错别字对编辑来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出版业最终是要靠思想来吸引人的，鲁迅先生讲了，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你的书没有一个错别字，但是没有思想啊！所谓伦理的德性，讲的是编辑的道德修炼问题。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下《史记》作者司马迁的一句古语。司马迁曰：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大德者，大得也。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是说：道德是才华的统帅；而才华只是道德的材料；越有道德的人，他得到的就会越多。之所以引用司马迁的教诲，目的是想说，作为一位职业编辑人，除了拥有足够的文史、科技知识，拥有比较娴熟的编辑业务能力之外，还必须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优良的思想品德。这种情操和品德，不仅能使自己始终保持一种精神的获得感，而且会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与读者、作者的一种亲和力。编辑朋友不仅应站在知识高地，而且应具备人格魅力，这对于编辑的业务工作绝对是必要的。四力所谓四力，主要是和“六性”对接的。因为上述“六性”虽然是编辑出版人进行出版文化理性修炼的核心层，但显然比较抽象，不太好把握。这就需要把“六性”相对具体化为“四力”。作为核心实现层的“四力”，即较好的判断力、亲和力、文稿统辖能力和文学驾驭能力。判断力讲的是选题的策划能力。感性、智性、悟性、灵性等直接影响到判断力，影响到选题的策划能力。发现是“六性”的积聚，直觉是策划的品质，逻辑是论证的工具。判断力关系到选题的成功与否，“选题，选题，根本问题”。亲和力讲的是编辑根据选题对作者的选择和寻找能力。显然，除其他要素外，这里，伦理的德性应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亲和力不是那种微笑服务，是内在一种心灵美外在的展现。文稿统辖能力，讲的是编辑谋篇布章的能力，一方面他能对大的选题调兵遣将、科学管理、合理实施，另一方面，他自己久而久之就能写出较大的文章，包括撰写专著等等。不能自己写出大文章、大作品的编辑，不可能是一位编辑名家和编辑大家。文字驾驭能力讲的是语言的修辞技术和文字加工能力，即应该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与语言功底。四仪如果说“四力”是内化于心，那么“四仪”就是外化于形，它是出版文化理性的外在表现与展示。在层级划分上属核心辅助层的内容规范。它包括交往中的礼貌（要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彼此的尊重（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为作者着想，强调换位思考与“敬人者，敬己也”的人际哲学），对于承诺的遵守（讲话严谨，留有余地，特别是作者与读者，然后言必信，行必果），谈吐的诙谐幽默（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变陌生为亲近，化平庸为生动等）。总之，出版文化理性的形成应该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它的作用发挥则应该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郝振省会长讲到精彩处，大家忍不住鼓掌二、为什么要倡导出版文化理性？第一，在我们关于出版改革的倡导中，从发行为王、渠道为王、平台为王、市场为王等又回到内容为王、思想为王的基点上来了。我特别看中思想为王，出版要靠思想来感染人、影响人、说服人、提升人。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但是它也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第二，出版业在做出了不少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地摊式叫卖、快餐式消费的现象，存在着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存在着欲望代替理想、庸俗替代通俗，或感官娱乐代替精神锤炼的倾向等等。我专门统计了一下，从2004年到现在，每年我们的库存都是增加的，关键是不合理库存增加过快、过多，过于服从简单的市场要求。因此，现在到了需要我们的出版机构回归出版文化理性轨道的时候。第三，从我国悠久的出版史来考察，历史上的一些名牌出版机构，譬如商务、中华、开明、三联等都是靠文化理性起步，又靠文化理性不断扩大的，正是坚持文化理性的第一性和商业利益的第二性，使他们历经百年而不衰，且愈发绽放出新的光彩来。第四，从国外的案例看，出版对于构建民族精神，塑造文明社会的作用至为重要，而这种构建和塑造的实现，凭借的就是出版文化理性。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德国的苏尔塔普出版社，二战后整个德国人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和茫然，这时候这个出版社的翁泽尔德社长和他的出版编辑人员下决心向战后的德国人介绍国际世界的先进文化，发掘这个民族的优秀传统。他们有一个“彩虹系列”，赤橙黄绿青蓝紫，出了2000多种出版物，对整个德意志民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五，当社会发展从政治理性到经济理性，再到市场理性，又到文化理性，继而实现文化自信的时候，出版追求出版文化理性是合乎逻辑的。第六，从出版业改革的实践看，转企改制为编辑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加深自己的文化底蕴提供了动力和十分重要的外部条件，但这不能代替属于内省修炼范畴的出版文化理性的学习与养成。我们一定要理解改革的目的是更好的解放出版生产力，让编辑出版人更能够把自己的才华、智慧发挥出来。第七，当我们党和政府提出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并且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时候，实际上对编辑出版人提出了研究和进入出版文化理性的深层次与大角度。第八，当我们的出版物逐步地具有精神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性质的时候，当全民阅读逐步地转化成国民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基本生产方式的时候，出版文化理性的地位与作用无疑是大大地加强和深化了。我们出版人源源不断地通过自己的生产加工给国民的精神消费提供它的营养，维护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健康和繁荣。出版文化的建设，作为我们编辑一定要高高地举起出版文化理性的旗帜。郝振省会长在讲座中三、怎么来修炼出版文化理性？编辑出版人出版文化理性的养成，需要从个人、单位、社会三个层面来努力和坚守。从个人层面来看首先，阅读对编辑出版人来讲，绝对应该是刚性约束，要形成不可逆转的习惯。举个例子，我还当院长的时候，要订报刊了，图书馆的人跑过来问，有些报刊不知道还订不订。他说，你看德文的刊物，就这么两三个人看，是不是不订了？我说不可以，那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其次，编辑出版人应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阅读经典上来。因为涉深水者得蛟龙，涉浅水者得鱼虾。再次，编辑出版人要学会在被动阅读中采取主动策略。最后，编辑出版人要写好选题报告、审读报告、书评文章等三种基本作品。从单位层面来看生产过程要更好地遵循文化积累与创新、传播的规律。应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向人文管理方面转型，因为这更有利于出版文化理性氛围的形成和巩固。从社会层面来看能否把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纳入到出版文化理性养成的轨道，譬如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的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应更多地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角度切入，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在树立不同行业、不同战线、不同领域的典范模范时，注意到对编辑名家或是立足于编辑名家的文化大家与学术大家的宣传与推广，不能以“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嘲并忽略这个群体的重要意义，而应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给予支持和助推；此外，在制定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时，要充分地尊重文化创新的内在要求与精品出版的条件需求，最大限度地让文化生产者、出版生产者的工作节奏，更适合于精品的打造与精品的传承。2018年7月20日，郝振省会长亲临中国文史出版社深圳书博会展厅指导工作相关链接：本期编辑：博庆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