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苏格拉底为什么不收学费？作者程志敏，原载《读书》2018年第12期P42-50页圣人广施恩德，有教无类，但总不能饿着肚子工作，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还是要有的，收点“束侑”当然天经地义。就算佛祖智慧圆通，利乐有情，也会索要“人事”，以免后代儿孙没钱使用（《西游记》第九十八回）——这虽然是幽默的小说家言，但“经不可轻传”却是至真至切的道理。不过，苏格拉底似乎是个例外，他桃李满街，相从游学者甚众，但即便自己一贫如洗，也绝不收学费，在当时显得十分另类。据苏格拉底自己说，他从来就不是任何人的老师，既不因钱财出卖灵魂，也不必为学生的败坏负责任。一般人都看得出，苏格拉底刻意与当时名满天下的“智术师”划清界限。至于是否能如他所愿，就很难说了。当年的同胞就没法弄清楚哲学与智术既相似又相异的根本点究竟在哪里，正是这种精微难解的学术问题导致雅典人对他提出了“思想罪”的指控。现代也有不少人驳回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认为他就是智术师。在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看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试图为苏格拉底“洗地”的做法，恰恰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师父师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因而他们对先师先圣的颂扬实际上是对更为伟大开端的压制和背叛。柄谷行人在《哲学的起源》（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中说道，苏格拉底就算没有收费，也不能撇清自己的智术师的身份，因为他教授的东西毫无用处，至少不是当时的公民不可或缺的东西——苏格拉底根本就没有资格收費！面貌丑陋毫无本事的苏格拉底就算“卖春”（177页），也挣不到钱，但并不能因此就说他不是特殊行当的从业者。与此相比，那些被称为智术师的外国人教授的辩论术是公民参政和打官司所必需的技术，具有很高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他们收费属于正当的等价交换。柄谷行人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找到了理解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思想的钥匙：交换。他的“交换样式”理论试图替代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学说，重新解释世界史的构造，并特别深入到“哲学的起源”中，从而找到了其理论形态下真正的“理想国”。柄谷行人把交换样式分成四种，交换样式A是“赠与的互酬”，交换样式B是“服从与保护”，交换样式C是“商品交换”，而交换样式D则超越以上三种样式，也就是通过自由而实现的平等，即isonomia，这个词一般译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平权”，柄谷行人把它翻译为“无支配”。在他看来，历史上真正出现过这种“无支配”境界的国家，只有古希腊时期近东小亚细亚地区的伊奥尼亚。换句话说，柄谷行人所找到的“理想国”不是雅典，而是虽比雅典更早却更先进的伊奥尼亚，他知道这可能与进化论的潮流相违背，但他觉得事实就是如此。伊奥尼亚为什么如此美好？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商业发达，流动性强——流动性产生真正的“个体”，自由和平等才得以可能。只有不受限制的移民，才能造就独立的“人”，也才能够摆脱强制支配。移民国家摆脱了血缘的束缚，挣脱了传统的枷锁，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公私之别，公民缺少土地也就不再有人身依附，凡此种种都说明他们消灭了不平等，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绝对自由，也就是实现了“平权”。这种美丽的国度让人想起“美国”，但美国还不如伊奥尼亚，因为它建国的初衷虽然正在于保护“平权”这种美好的超级制度，却在必要的扩张之中让它化为乌有。美国的制度充其量只能叫“民主”，它走的是雅典路线，远远达不到“无支配”的高度。伊奥尼亚乃是希腊文明，尤其是诗歌、哲学、历史、医学、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等美好事物的发祥地，它汇集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优秀成果，虽身处东方却没有沾染“亚细亚专制”的各种毛病。在伊奥尼亚，人们不是靠掠夺和奴役他人为尚，而是靠劳动和交换。整个社会不是建立在原始的氏族社会之上，不是靠城邦、氏族、身份等限制性的因素来强制公民，而是以平等的契约为基础，甚至凭借“人间之爱”来维系（59页）。伊奥尼亚的公民没有任何历史和现世的负担，能够超越城邦的这种限制，超越狭隘共同体的眼光，最终走向了“世界主义”。伊奥尼亚的思想家脑子里想的是普遍伦理，追求的是普遍的正义，渴望达到的是“永久和平”。与如此光辉灿烂的“伊甸园”相比，雅典显得十分落后，不仅深受氏族传统的压榨，甚至反过来迫害先进的伊奥尼亚文化，堪称忘恩负义和数典忘祖：“假如没有‘伊奥尼亚，便没有雅典的政治和文化，反倒是雅典人，一方面接受着伊奥尼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一方面却又要极力压制伊奥尼亚。”（18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急先锋，他们一生都在同伊奥尼亚战斗，故意抹黑先进文明，而他们对伊奥尼亚的败坏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导致了雅典的毁灭。柏、亚动机不纯，他们的记载完全不可信，苏格拉底根本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描绘的那种人。他们的“祖述”都是“偏见”，我们必须扔掉过去留下来的资料，尤其要摆脱这两位先人的雅典中心主义视角。历史上一般都把雅典视作西方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但柄谷行人认为这完全是误解，他咄咄逼人地反问：“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的雅典是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最为发达的城邦。但既然如此，辩论术的教师为何大多是外国人呢？这种情形意味着，尽管雅典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成为强国，但在言论和思想领域却明显滞后。在这方面，雅典人师法来自伊奥尼亚以及南意大利亚诸城市——由伊奥尼亚移民所建立——的人们。”（167—168页）东方名士如过江之鲫来到雅典教导他们，就是雅典明显滞后的证据。雅典是一个封闭社会（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卡尔·波普尔的著名论断），自身落后也就算了，还阻碍甚至葬送伊奥尼亚思想家开发出来的丰富性，致使西方从一开始就越走越歪。颇有意思的是，柄谷行人还把我们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比作古希腊的“智术师”，甚至把孔子、老子和韩非都算进来了：因为中国古代“依靠氏族社会的习惯和宗教的统治已经行不通，因此各国需要新的理论”，所以这些新兴的知识分子走遍各国游说自己的思想，与满世界传播伊奥尼亚福音的智术师在地球上两个最发达的文化圈遥相呼应。雅典人普遍反对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只有极个别有识之士全面接受或师法这个伟大的文明，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被哲学史捧上天的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其实并非他的首创，也甚至毫无新意（本质上是虚假的“独白”而已），往近处说，那只是在机械地模仿一问一答的雅典司法实践。往远处说，那种辩证法不过是蹈袭了埃利亚学派的论法，形式上是智术师们的发明，而智术师又受到了伊奥尼亚的影响，所以辩证法归根结底是伊奥尼亚的功劳。苏格拉底是第一个过上“私人”生活的雅典人，这虽与当时潮流不合，却极为契合伊奥尼亚的独立自由之精神。苏格拉底对公共生活的拒斥，正表现了他抵抗“支配”的革命意志，也就展现了他“平权”的一面。而“平权”乃是伊奥尼亚的根本特征，所以苏格拉底本质上是伊奥尼亚哲学的传人。柄谷行人认为，从“非政治化”的即私人的立场，以及超越性的世界公民等方面，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终生的努力就是要为伊奥尼亚的往圣继绝学——他是恢复伊奥尼亚思想和政治的“最后一人”。让人气愤的是，柏拉图竟然把作为伊奥尼亚传人的苏格拉底当作一件有力的武器，来对抗伊奥尼亚思想。柏拉图简直是在卑鄙地利用苏格拉底，他对苏格拉底的种种辩诬，其实都是在反驳自己的老师，打着红旗反红旗，甚至恶毒地借申辩之名行游街示众之实，残忍地消费“苏格拉底之死”。不过，话又说回来，柏拉图说到底并没有“出卖”自己的老师，因为他的老师严格说来不是苏格拉底，而是毕达哥拉斯。但毕达哥拉斯（以及巴门尼德）乃是伊奥尼亚的嫡出正统，所以柄谷行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按照他的逻辑，柏拉图批判苏格拉底，不过是“伊（奥尼亚）三代”在反对“伊二代”，其实是“大水冲了龙王庙”，纯粹是人民内部矛盾。柄谷行人没有发现自己在这里完全自相矛盾，而是一口咬定，蘇格拉底就算没有收费，甚至还攻击智术师兜售灵魂食粮的行为，那他也是如假包换的智术师，因为他与智术师都是伊奥尼亚人的学生。收费并不是“智术师”的关键判断标准，他毕竟被阿里斯托芬等同时代人看作具有代表性的智术师，甚至柏拉图的《申辩》（以及《斐多》）也能证明这一点——这时柄谷行人又忘记了要远离柏拉图不可靠的记载，而视《申辩》为历史档案，理由是审判当天法庭上有很多人参与，柏拉图不可能随意杜撰。柄谷行人想象不到古希腊戏剧尤其讽刺剧的尺度有多大，更无法理解雅典人“娱乐至死”的精神：据说被暗中讥讽甚至点名批判的人，见到自己在舞台上的丑态，不仅要跟大家一起抚掌大笑（这才算政治正确），还要站起身来团团致意。正是由于柄谷行人缺乏基本而必要的知识，他在处理“智术师”这个臭名昭著的术语时显得迟疑、踌躇、矛盾和不知所措。他极为肯定地说：“苏格拉底其实是出现于雅典内部的智术师，他在根本上是属于伊奥尼亚思想家这一脉络的。”（51页）这样说来，苏格拉底、智术师都是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否则，自视甚高的雅典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让智术师来当自己的老师并通过他们而间接师法伊奥尼亚这个伟大的开端？不过，这样一来，苏格拉底毕生死磕智术师，就更让人不解了。有时柄谷行人又觉得“智术师”终归不是什么好词，于是再次引用柏拉图的话说，雅典人与其说是在师事智术师，不如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智术师：“那些声称智术师毒害了青年的人，才是最大的智术师”——柄谷行人显然误解了《王制》492a对“假哲人”的定义。智术师充其量发了一点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牢骚，但真正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是真正主张人类中心主义的，不是智术师，而是柏拉图——柄谷行人就这样轻轻松松把右派帽子戴到了雅典人的头上。既然苏格拉底和智术师都是伟大的教师（尽管苏格拉底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所加持的雅典为什么还会走向衰败？柄谷行人赶紧“洗白”伊奥尼亚的传人：智术师作为异乡人，本身不具备公民权，既无社会地位，也并没有参与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会对雅典产生什么影响。柄谷行人没有忘记阿那克萨戈拉、普罗塔戈拉与伯里克勒斯的关系，但他认为雅典人对智术师的攻击不过是一场针对伟大领袖的政治迫害而已。毕竟，智术师最多是“人畜无害”的教书匠，仅仅教授一些实用知识而已，能对雅典的衰败负多大责？雅典人自取灭亡恰恰就在于他们忘掉了伊奥尼亚的伟大教导，而雅典的帝国主义和奴隶制加重了支配的力度，也就把自己带进了坟墓。即以阿尔喀比亚德为例，真正败坏他的，不是潜伏在雅典人中的智术师苏格拉底，也不是其他正牌智术师，这个坏小子其实是“帝国主义化的雅典社会自身‘堕落的产物”（172页）。我们一旦明白了智术师的先进性，就不难理解雅典人为什么要处死苏格拉底，那就在于智术师的“革命性”和“破坏性”。雅典在政治和经济上虽然取得了胜利，在思想上却远远落后于周边的城市。一种卓越的文化涌入贫瘠荒芜的地区，总会引起不快。智术师以及前苏格拉底哲人的革命性，表现在他们并没有把城邦国家视为自明的前提，比如说帕默尼德斯否认诸神存在，赫拉克利特否定了共同体的祭祀仪式。而智术师对落后的氏族社会的全面批判，当然会遭到保守和愚昧者的反抗，最终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处死“异端”。不过，鬼精灵的智术师们并没有四处宣扬isonomia理念，更没有直接批判雅典那种违犯天道的奴隶制和帝国主义，倒是他们的代理人、傻乎乎的苏格拉底百折不回到处传播这些危险的思想，所以他死得并不冤。苏格拉底不信城邦的神，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如果把做出这些行为的人当作智术师的话，苏格拉底就是当之无愧的智术师”（175页）。苏格拉底在市场上传授isonomia，以此反对议事会的民主政治，让人们放弃公共事务，走向非政治性的自由生活，这在腐朽的雅典看来，当然是在让青年堕落——苏格拉底没有收学费，也丝毫不能成为他免罪的借口！苏格拉底抽掉了雅典政治生活的根基，但智术师们却从未颠覆雅典市民的常识。苏格拉底像康德那样售卖普世价值，提倡超越国家的私人立场，叫卖伊奥尼亚的理想，以此消灭阶级对立和社会不平等，公然对抗当局，当然要遭到清除。“在世界性的空间中思考”的智术师虽然“破坏城邦秩序”或“动摇共同体传统规范”，却没有遭到雅典人的起诉，甚至还大受欢迎，收获声嘶力竭的喝彩和大把的银子。反倒是雅典人苏格拉底倒了霉，同胞们对他不依不饶，非要弄死他不可——现在柄谷行人又反过来说，问题恰恰就出在收费与否上。同样都是传播城邦不曾有过的新思想，那些外国牟利者收了钱，让危险的工作变成正常的交易，看起来就不会有那么深刻的影响。但苏格拉底就不同了，他既是雅典人，又居然不收费，显得太扎眼，其影响比智术师更大。所以，苏格拉底不收学费，也算他自己找死。在“交换”时代，谁受益，谁投资，谁劳动，谁收费，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苏格拉底没有收费，即便不能说明他没有劳动，也至少可以說他的劳动并不成功，是无效的行为，毕竟他的学生不仅没有受益，反受其害。智术师的这种逻辑，令人叹为观止。柄谷行人虽然没有交代他这种看法的依据，也没有提到安提丰这个人，但他显然赞同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1.6.11-13中智术师安提丰对苏格拉底说的话：你没有收学费，是因为你自己的知识分文不值——由此可见，柄谷行人与智术师没有多大差别。据说，希腊古风时期淳朴明朗的风气恰恰就是被铜臭所败坏，第一次是收费写诗，第二次是参政津贴，第三就是收费教育。作为国家公器的诗教（同时也是祭祀）、政务和公民教育，就这样被利益绑架了。柄谷行人可能忘了，“交换”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活动，而且，世间很多东西都不是能够拿来交换的，比如灵魂、智慧、良心等等，否则，柄谷行人盛赞的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商业文明就只能培养满大街的智术师了——这也是苏格拉底对智术师安提丰的告诫。在柄谷行人那里，如果“智术师”是个贬义词，苏格拉底不会因为“清高”就变得“清白”。如果智术师为西方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甚至到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程度，那么苏格拉底这位级别不高的智术师很可能在几千年的阐释过程中一直都被误解了。但不管如何误解，柄谷行人眼中的“仲尼”都不是苏格拉底，甚至也不是智术师，而是伊奥尼亚的思想家。果真如此？柄谷行人没有认识到雅典新知旧学之间激烈冲突的根本原因，他对伊奥尼亚的倾心向往既没有丝毫实证材料的支持，也没有文献上的佐证，完全是“以论治史”的产物，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却看不到任何实在的论证。伊奥尼亚消灭了雇佣劳动和奴隶制？伊奥尼亚真正实现了自由平等的isonomia？这些东西与其说是伊奥尼亚哲学家发明的，不如说是柄谷行人的一厢情愿。据说，他在“哲学的起源”处发现了未来，还发现了能与未来共存的普世宗教，但他这些被人视为具有原创性和冲击力的见解，很难说有任何新意。柄谷行人的思想资源主要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传统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以及达尔文以偶然性为基础的进化论，他认为这些理论都排斥一切目的性从而复活了isonomia。但柄谷行人也许并不真正懂马克思，更是丝毫没有进入古希腊思想之中。仅以作为他理论拱顶石的isonomia为例，如果他稍微读一点西洋人（而不只是阿伦特）的书，也许就不会这么想当然了。大凡这样闭关提炼出一两个概念法宝，就以为能够打遍天下的人，或许如一位老人曾经说的，想得太多，读得太少。这在过去一个世纪热闹非凡的思想界，实在不是特例。（[日]柄谷行人著：《哲学的起源》，潘世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0一五年版；《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