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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有阴影怎么才能消除童年被侵犯的阴影，需要几辈子才能抚平？

长河网 • 2019-01-22 21:41:52 • 文化 • 阅读 2
在玛丽还是个 10 岁小女孩的时候，她开始遭受到性侵犯，对象正是她的亲哥哥。这位英国女孩的哥哥声称：“这是兄长应该做的，教导你什么叫作性。”他频繁地强暴玛丽，直到后者在青少年时期逃离家庭，她已经怀有身孕。 离家后，玛丽搬去了另一座城市。她
原标题：童年被侵犯的阴影，需要几辈子才能抚平？在玛丽还是个10岁小女孩的时候，她开始遭受到性侵犯，对象正是她的亲哥哥。这位英国女孩的哥哥声称：“这是兄长应该做的，教导你什么叫作性。”他频繁地强暴玛丽，直到后者在青少年时期逃离家庭，她已经怀有身孕。离家后，玛丽搬去了另一座城市。她曾报过警，但哥哥并没有得到指控，理由是缺乏证据。当她知道童年的恶魔也将搬到她所在的城市时，她崩溃了。“我不要他靠近我和我的孩子。”她情绪混乱，脑海被始终未愈的创伤占据。尽管立即接受心理治疗，但她还是持续被噩梦困扰——此时离她摆脱性侵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段透着无助的自述，来自英国政府从2015年起开展的儿童性侵调查。截止今年4月，调查小组在名为“真相计划”（TheTruthProject）的项目中，收集到1040起童年性侵案例。讲述人均已经成年——最小的21岁，最年长的95岁。和他们相对理性的叙述逻辑形成对比的是，年纪增长、事过境迁并没有让他们走出童年遭受性侵的阴影。相反，童年遭遇引发的生理、心理、人际交往、教育和事业层面的影响，随着受害者长大、工作、成家，才更引发出连锁反应。一次处置不及时、引导错位的性侵案件，对当事儿童的一生都是灾难。■2012年，轰动全英的“萨维尔丑闻”，主角是BBC非常受欢迎的主持人吉米·萨维尔，他一夜之间成为了人尽皆知的恋童癖，最终调查显示有450人（80%是儿童和青少年，最小的5岁）被他有计划地实施性侵—遭受性侵10年、20年后，儿童会成长为怎样的人？凯蒂从小在看护机构和集体宿舍间辗转长大。在其中一间集体宿舍，她被男看护强暴了。她立刻反抗，却直接被送上少年法庭。“法官说我是个暴力儿童，说就是因为这个我父母才不要我。”她说道，“这根本不是真的……我只是努力保护自己…...”在凯蒂的描述下，集体宿舍“几乎是一所妓院。”也是在那里，年幼的凯蒂就被强制服用避孕药。她不断地逃跑，却一次又一次被抓回。“他们让我住单间，晚上值班的人会进来……我只能大声嘶吼、尖叫。”然而没有人帮她，有一次她逃跑被抓，甚至直接被警察扔进了狗笼。凯蒂感到她从不曾有能力对抗自己的遭遇，她直到现在都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对外隔绝的世界，“我一直工作，不给自己时间思考……我不觉得我算是活着。”这样的心态，在受过性侵的儿童成年后并不少见，儿时的一次受害经历，心理影响可以持续数十年，直至伴随整个人生。具体表现有极低的自尊心和其他精神问题，包括最多发的抑郁症（33%）、对权威的不信任（32%）、自杀倾向（28%）、焦虑症（28%）、自残（22%）以及自杀行为（22%）。■《每日邮报》2016年报道，22岁的英国诺丁汉大学学生在家上吊自杀，原因是无法忍受连续7年强奸自己的继父被无罪释放调查人员发现，许多当事人会表达出对自己“恢复正常生活”的极度自豪。确实，一些人最终生活得相当富足——然而他们真的走出来了吗？答案可能是遗憾的。性侵过程中遭受的情绪——害怕、悲伤、气愤、自责和迷茫——都很容易被某个日期、地点，甚至随机事件触发。“你可能身处一个开心的场合，突然闻到什么味道，有人说了什么话，立刻能把你拉回被性侵的那一天。”调查还发现，受害者自己的孩子出生，是大部分人逃不掉的回忆高峰。心理创伤还影响了受害者成年后的人际交往。三分之一（28%）的受害者承认，自己很难相信亲密的伴侣，很难开展亲密关系。一位年过七旬的男性受访者坦诚道，“我一辈子都没把这件事告诉过家里人，直到去年，我才跟妻子说了，此时事情已经过去70年了。刚结婚的前两年，我不愿意跟妻子进行性生活，我总是大醉一场，回家倒头就睡。性生活总会让我想起那个性侵我的女人，我一辈子的噩梦。”更遗憾的是，本应提供支持的父母、兄弟姐妹，常常反而是最先产生隔阂的。一个原因是，加害者常常是家庭成员，或与家庭关系亲密的朋友。“从那时开始，这件事被刻意回避了。直到今天我哥还说，‘我们不会讨论你的病’。”这位受害者从潜意识里认为，是自己破坏了家庭合睦。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朋友圈子里，她常遭到同龄人的隔离或霸凌。跟踪调查还显示，童年遭受过性侵的受害者，比其他人多了2-4倍的概率再次成为性、身体或精神虐待的受害者。—熟人下手、缜密计划、线上性侵…...危险有多无处不在？根据2015-16年度《英格兰与威尔士犯罪调查》，16至59岁公民中，有7%曾在童年遭受过性侵或性骚扰。即便这一数据没有囊括如今16岁以下的当事人，但已经约等于2百万名受害者，占英国总人口比例之高，令人难以置信。究竟是谁在向儿童伸出魔爪？看了性侵发生地点的统计数据，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排名前两位的高发地是学校（包括私立和公立、全日制和寄宿制）以及儿童家里——加害者是谁显而易见。超过五分之一（22%）的受害者曾被老师或教育机构人员性侵，其次是家庭成员（21%）——这些儿童最亲近的人，也是最容易将邪念付诸实践的。■性侵发生地点的统计结果然而，这些嫌烦中真正得到定罪的，只有极小一部分。截至2018年3月，78%受访者经历的案件都处于“无进一步行动”（nofurtheraction）状态，原因包括：缺乏证据、无法追踪到嫌犯、嫌犯已故，或者当事人失去了继续追踪的意愿。为了创造性侵机会，施害者计划之缜密，有时超乎普通人的想象。他们会挑选心态较脆弱的儿童，例如正在经历失去双亲或家暴痛苦的，或是瞄准身处复杂环境（如看护机构）的孩子。一旦锁定，加害人会通过送礼物、提供酒精和毒品，或纯粹赞美儿童来获得信任，让儿童感到自己是独特的、被认可和需要的。蒂娜告诉调查人员，她曾被已婚男老师罗伊所骗。在对方唆使下，她感到自己爱上了老师。不久后罗伊就开始带蒂娜开车出去（对她父母谎称是辅导功课），最终在一次返程中，罗伊停下车，开始摸她，并要求她也摸自己——最终变成了强奸。“我以为我是独特的，直到后来我发现了一本笔记本，上面记满了他和其他女学生干的事。”通过给予儿童物质和他们缺乏的关注，加害人反而会让儿童产生自己“亏欠”对方的病态心理。像蒂娜这样把图谋不轨误人为爱的孩子不在少数，原因正是他们缺乏被爱的经验。悲剧的是，一些受害者至今仍认为遭到性侵是自己的错。性侵者还会骗取孩子身边人和家庭成员的信任，只为持续创造接近的机会。在这过程中，性侵者的体面职业和较高地位常常帮助他们掩盖自己，例如前面提到的教师，以及医护人员、社工、警察。一位当事人回忆了被男护士性侵的经历，“我只知道自己被注射了什么东西，然后清晰的记忆就是从在他床上醒来开始的，他正压在我的身上强暴我。”跟她一样被医护人员、社工或警察性侵的儿童占调查对象的12%，教师则高达23%。■2012年，曾在80年代遭受性虐待的史蒂夫·梅思安发声指认了一整个高层圈子，一年后84人被指控，其中包括前警察局长戈登（上图），他因性虐待多名男童而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即便能够远离这些人群（这并不现实），危险依然无处不在，原因是网络使用的低龄化。2014年2月，14岁的布雷克·贝德纳遭到谋杀，凶手是一位在网上“勾搭上”他的男子戴恩斯，也只有18岁。两人在同一个游戏社区认识，最终在一次瞒住父母的夜宿中，布雷克被杀害了。法庭判决显示，谋杀前被害者经历了性侵与虐待。由线上引发的儿童性侵数量正在疯狂增长。与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在2012-13年度收到的案件数量（平均每月3500件）相比，截至2016年4月，同类案件增长了惊人的700%。而那些本就承受家庭矛盾或虐待的孩子，就更在网上表现得脆弱易侵犯。—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社会直至今日依然在抵触对儿童性侵的讨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调查负责人亚历克西斯教授表示，“如果我们想更好地保护儿童，就不能遮遮掩掩。”社会有多不愿讨论儿童性侵？在一次面向2040位英国成年人的问卷中，结果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感到“讨论儿童性侵使自己不适”——即便交谈对象是亲近、信任的人也一样。与之对比的是，大部分人表示自己更愿意讨论不治之症、药物滥用和亲人去世。不止个人抗拒讨论，义工进行科普工作时常被机构领导人要求“这页ppt能去掉吗？对我们的员工讲这个不会太沉重了吗？”TheTruthProject的电台广告也屡遭挫折，原因是电台管理者担心被孩子听到。在接到一次投诉后，广告很快被撤下。■香港电影《雏妓》而现在已有的社会讨论，又存在什么问题？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人们对儿童性侵事件的关注，常常偏离了最应承担责任的当事人和事发机构——尤其是后者。无论在哪个国家，得到曝光的儿童性侵案，受关注程度都是相当高的，然而由于受害者的心智成熟程度，甚少能自己站出来表达。与嫌犯有牵连的事发机构，总是占据话语主导，也在媒体报道中首先出声。因此，当你能听到来自当事人周边、媒体、法律机构和政府针对一件儿童性侵案的不同说法，那些基本没有发声能力的受害者，总是时不时会被贴上“儿童卖淫”、“危险性行为”、“乱交”等标签，从而使得受害儿童极易被自责的情感所占据。这显然只会进一步撕裂受害者已经十分严重的心理创伤。如上面的数据所示，学校、医院、看护中心等都是儿童性侵最高发的机构。为儿童在正确的时间提供正确的帮助，才是机构最应该做的。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学校等机构的权威人士（21%）是仅次于父母（26%）的儿童求助对象，但仅在14%的案例中，儿童所描述的经历才被相信，采取相应行动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事发机构对受害者的处理“他们说我在梦游，说我自己打了自己，说我尿了床......总之告诉我一切都没发生......”这样的处置在事发机构中并不鲜见。“学校说我是个聪明的孩子，但‘好吧，她有行为问题’。可那明明是因为那件事啊......到10岁的时候我变得非常叛逆，他们就直接把我送去了问题少女待的学校。”在3成的儿童性侵案例中，受害人所在机构中有人员知晓性侵，却未发一声。36%的案例中，儿童表示知道其他受害人的存在，也知道他们并未被合理对待。“最可怕的是，当时除了我之外，已经有另两个女孩指控他性侵，结果......她们俩都被带走了。几天后她们回到家，我们其他人只被告知‘这件事结束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的只是两个无助的女孩被带走，谁也不知道去了哪......”案发机构对性侵事实的掩盖，几乎已经成为普遍对策。正因为机构的职责缺失，受害者只好自行寻求治疗，但从调查小组接触的当事人来看，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位受害者这样描述自己与心理医生的接触：“你知道，这种事要我主动说的话其实......当时医生问我‘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说，‘啊？你要我说什么？’......我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样，我的心理治疗结束了。”其他案例还显示，警方等环节常常因为缺乏与儿童沟通的经验，容易触及受害者的敏感雷区。“警察告诉我，我不应该申请补助。”另一位受害者回忆道，“因为会被怀疑......被怀疑我是为了赚钱才来报案的......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太侮辱人了！”缺少儿童所在机构的第一手调查和对儿童的引导，“正确时间提供正确帮助”几乎是不可能的。参考资料：[1]InterimReportoftheIndependentInquiryintoChildSexualAbuse(2018).[2]Theimpactsofchildsexualabuse:arapidevidenceassessment.IndependentInquiryintoChildSexualAbuse(2017).[3]CrimesurveyforEnglandandWales.OfficeforNationalStatistics(2016).[4]TruthProject-Experiencesshared:victimsandsurvivorsspeakout(2016).[5]VictimandsurvivorvoicesfromTheTruthProject(2017).[6]LeenersB,GorresG,BlockE,etal.(2016)Birthexperiencesinadultwomenwithahistoryofchildhoodsexualabuse.[7]Deflection,denialanddisbelief:socialandpoliticaldiscoursesaboutchildsexualabuseandtheirinfluenceoninstitutionalresponses.IndependentInquiryintoChildSexualAbuse(2018).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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