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14日，一档名为《舌尖上的中国》的饮食纪录片，在CCTV1《魅力记录》栏目首播，该档纪录片一经推出即收获大量好评，并很快被国外电视台引进播出。
这档描述中国饮食文化的纪录片，吸引了很多对中华饮食感兴趣的国外观众。
很多人惊叹于中国厨师仅用一把刀，却能完成很多西方厨师需要十几把刀才能完成食材加工，而片中无处不在炒锅，也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了“炒”这一中国独有的食物烹饪方法。
那为何炒菜这一技术只有中国才有呢？
冶铁技术及铁矿资源因素
首先炒菜离不开一样东西，即“炒锅”，而我国传统的炒锅材质大都为铁质，因为在原材料的选择上，铁是最优解。
古代常用的金属有金银铜铁，金银因其自身的稀缺性成为一般情况下的等价交换物，铜制器皿常见于西周之前，但铜制器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自身熔点偏低。
铜的熔点为1083.4℃，而青铜的熔点则更低，约为800℃。这样的熔点要应付炒菜时瞬间的高温是达不到要求的，况且铜锅炒菜对人的身体也有一定坏处。
中国的铁器大规模使用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春秋时期开始冶铸铁器，战国的时候已经普及。
正是铁器的普及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社会生产力提高，促使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发展到封建制。
与铜相比，纯铁的熔点为1534.8℃，而根据含碳量的不同，铁质器具的熔点也会发生改变，总体来说相比铜熔点提高不少，这使得铁质炊具可以承受住烹饪时,灶台产生的高热,不至于变形或融化。
我国很早就掌握铁器的冶炼锻造技术，战国中晚期，鉴于早期积累的丰富的青铜冶炼技术，生铁与块炼铁技术快速普及应用.
到汉朝时期“炒钢法”的出现又进一步催生出“百炼钢”技术的发展，可以说中国古人在冶铁技术方面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地区。
至于我国铁矿资源储量这一项，由于地处大陆，领土广袤，物产丰富，其中铁矿资源分布地区更是不胜枚举，《管子·地数》中曾描述过：
“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
到了汉代，根据《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官铁就有四十八处。
得益于冶铁技术快速发展与普及，加之丰富的铁矿资源，使得中国古代铁制工具炊具的制造成本很早就得以进入寻常百姓家普及，炒菜这一技术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
反观欧美地区，早期由于与阿拉伯人的交流，虽然较早掌握炼铁技术，但发展速度极其缓慢，甚至直到14世纪左右才初步掌握炼钢技术。
至于铁矿资源，在欧洲地区分布较为不均，而由于国与国之间经常爆发的战乱，铁矿资源的出产优先用于供应军事需求，因此民用铁质器具相对中国较为稀缺，价格也更加高昂。
故而欧美地区并没有大面积出现炒菜这一烹饪方法。
生活习惯因素
而另一个关键因素即为灶台的应用，灶台的出现在炒菜技术的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因为炒菜时，需要在短时间内为铁锅提供相当大的热量，在燃气技术未出现的古代，加热食物的主要热量来源就是通过木柴或是木炭的燃烧。
而为防止热量的散失，智慧的古人想到的是通过修建灶台来解决这个问题。
灶台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效率，通过将燃烧区域四周封堵。只留下一个小口用以添加柴火的方式，有效地将热量集中了起来，减少了热量的扩散。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灶台的出现得先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
灶台的起源与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程，目前普遍认为现代的灶台是由新石器时代，原始部落中的“火塘”演变而来。
所谓“火塘”，就是挖出一块坑并在其中点燃篝火，在篝火周边围上一圈垒放的石头，然后人们就可以围坐在火塘周围取暖。
目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仍旧保留有在屋内修建火塘的习惯。
而人类由狩猎采集进入农耕文明也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由于狩猎采集经常需要族群迁移，因此往往不会有长时间的定居点，而即使是最早期的刀耕火种，也需要在一块地区长时间的居住。
于是长时间稳定的生活环境慢慢催生出了“火塘”这一产物。
值得一提的是，火塘除了慢慢演化成我们熟知的灶台，在北方一些冬季寒冷的地区，火炕的灵感也是来源于火塘。
我国关于“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公元前342年发生马陵之战，孙膑正是利用“减灶计”使得庞涓产生误判，因而轻敌冒进。最终在马陵兵败身死。
但此处的“灶”是行军作战时修建的临时灶台，用于军队做饭，体积小且不足以支持炒菜所需的高热。
直到秦汉时期，固定灶台的使用才开始普及。
在秦统一六国前，战乱连绵，百姓用于蒸煮的灶台多是不固定的，直到秦一统六国之后，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固定灶台开始出现并且体积逐渐变大。
根据汉代词典兼百科全书《释名·释宫室》里所定义的：
“灶，造也，创造食物也。”
而《汉书·五行志》里的释义更彻底：
“灶者，生养之本也。”
由此可见，在汉朝时期，固定灶台已经成为寻常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件物品了。
反观与汉朝同时期北方草原的匈奴人，由于其以游牧为主生活方式，没有长期固定的聚居点，因此游牧民族的食物加工方式多以烧烤为主，对于火的利用仍旧停留在“火塘”层面，漂泊无定的生活环境并未赋予其灶台诞生的条件。
综上所述，发展较为成熟的农耕文明，以及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是炒菜技术出现的重要因素。
政治制度因素
既然发展成熟的农耕文明是出现炒菜技术的前提条件，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主要也是以农耕为主的文明，也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为何欧洲没有诞生“炒”这一种食物加工方法呢？
从政治制度层面分析，中世纪的欧洲多采用封建等级制度，这种制度是指西欧封建主之间依据土地占有和人身依附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等级关系。
简单来说，国王会将领土内的土地分封给其下的大封建主，而大封建主会将土地分封给小封建主，而这些小封建主又会将所分封的土地交由农民进行耕种。
农民耕种后须向其土地所在领主缴纳赋税，领主则须向自己的封建主缴纳赋税，如此层层递进。
与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不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下级只需向自己的直接上级效忠负责，附庸只承认自己直接受封的人为封主，对自己封主的封主则没有臣属关系。
因此当时有一句很著名话：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的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
正因如此，同等级之间的领主相互独立且偶尔会爆发冲突，因此我们经常在文学作品及影视剧之中见到中世纪的欧洲修建了很多城堡。
这些城堡的主人正是包括国王在内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主们，因为互相独立且且不存在越级负责的情况，围绕领地修建的城堡占地不会太大，只需要涵盖所辖范围内的土地即可。
正是因为欧洲中世纪较为分散的政治格局，因此长期无法形成统一且安定的环境，其规模甚至小于我国西周分封制度下的“小国寡民”时期，有些小领主治下的居民数量可能还赶不上我国一个村的大小。
至于欧洲权力的顶点“教皇”，其象征的宗教意义多于政治意义，因此无法形成大一统造成了中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很多方面差异，其中就包括饮食习惯。
没有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国民的力量难以得到集中的调配，一些产业无法形成集群效应与规模化，时常爆发的冲突又无法给予百姓稳定的生活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百姓生活往往是将就过活，因此在烹饪技巧方面还停留在较为简单的烧烤炖煮。
在这种单调生活理念下主食的制作也极为简单。
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内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城镇，领主一般会在城镇内修建一至两个公共面包房，每周会有固定的几天开放，辖区内的居民会将提前制作好的面团拿过去，烘烤成接下来几天充当主食的面包。
百姓家中不需要修建烘烤面包的烤炉等大型厨具，加之辅以面包的食品多是熬煮的汤类，因此普通百姓往往会在家中炉火上吊一口大锅，用以熬煮各类食材。
之后欧美国家的饮食就多以面包等食物为主食，即便到了后来，烹饪方式也大多是以烧烤为主。
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一位美国教授来到中国，他尝过中国的菜品后，感慨道：
“与中国相比，美国好像生活在原始时代。”
反观中国，经历过春秋战国之后，秦朝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往后的朝代也鲜有大规模分封的出现。
自从秦汉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后，虽然不乏有分裂乱世出现，但总体都是趋于统一，在统一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国家可以有效调配国民生产力，而安定环境下的百姓对于烹饪技术的不断拓展也就理所当然。
结语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炒菜这一看似简单的烹饪技术背后实际蕴含着很多中国区别于西方的因素，独特的土壤环境孕育出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以至于欧美学者在了解到中国的炒菜技术时，都不禁感慨道自己像活在原始时代。
因为但从“炒菜”这一中国特有的烹饪方式上，我们就能看到中国古人所流传下来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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