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事实改变之后》：被遗忘的20世纪丨微思客托尼.朱特：《事实改变之后》书影（图片来源于豆瓣读书）重木丨微思客撰稿人前几年，我看纳丁.戈迪默的小说集《贝多芬是1/16黑人》，其中有一篇叫《梦会亡友》，讲述的是作者自己在梦中与那些年去世的几位老友相会。其中我熟悉的有苏珊.桑塔格（1933-2004）与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如今，写这篇小说的戈迪默（1923-2014）亦去世了。而无论是桑塔格、萨义德还是本文将讨论的托尼.朱特（1948-2010），他们都死于病魔之手，无奈却令人无比遗憾（桑塔格71岁，萨义德68岁，朱特62岁）。就如有文章指出，随着桑塔格的离世，曾经令人敬仰的纽约知识分子传统也就此消逝。而就我个人而言，这三位无论在智识还是个人品格与精神上都给予我重要支持的学者的逝世，也直接导致对于这个混乱世界的认识与理解变得再次模糊与迷惘。就如戈迪默在那篇小说最后说的：一切都太迟了，他们不会来了。随着这一代人中的思考者去世，我们开始按照他们所留下的遗产去学习认识与理解这个世界，学习我们的过去，从中塑造我们应该所努力的未来。这或许是对于仰慕者的最好纪念。由朱特遗孀珍妮弗.霍曼斯女士所编的这部文集（《当事实改变》，以下只标页码），收录了朱特生前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稿，其中大都是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书评。但不同于国内的书评，朱特通过评论一部（或几部）著作来集中讨论一个主题，涉及过去的历史与当下的社会政治。这些书评更像是一种“借他人的锅，下自己的面”，围绕所评论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些论据与结论展开讨论。对此朱特的一支笔严厉而温情，毫不妥协地指出一些书中观点的错误和荒谬，并且直接批评一些作者的不诚实与偏见。在《罪过与过失》一文中，朱特不仅批评了广受赞誉的《欧洲史》作者诺曼.戴维斯所犯下的种种肤浅之错，也批判了众多书评者对此的忽视和奉承，直指英国“新引进的集中式的学术评价体系”（页069）对书评文章犀利性的伤害，而导致其产生一系列彼此吹捧的陈词滥调文章。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朱特的认真和正气。他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直面问题与可能引起的冲突。在他评论巴以问题的文章中，这一点表现的更为明显。在霍曼斯女士所写的序言中，她指出朱特虽然没有自己的英雄，“但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一直陪伴着他，其中有他认识的人，也有他只在书里认识的人”。（页011）在这其中，“托尼亲近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页012）。而收在第三部分的第一章便是《论》。也正是在这篇他为加缪新的英文版《鼠疫》所写的序言中，朱特称赞了加缪于这部小说中所展现出的道德主义。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看作朱特某种程度上的夫子自道，即通过对于加缪《鼠疫》的讨论，朱特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在接受2007年汉娜.阿伦特奖的那篇演讲稿中也有所表现。在这里，朱特通过对阿伦特优秀品质的赞美来进行自我认同：“直面让人痛苦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不符合官方观点；不但在她的批评者中间也在朋友间激起论战；最重要的是，她会挑战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念，让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观点。”（页146）而这些也不正是朱特于这部文集中的许多文章中所展现出的宝贵品质吗？这一点尤其表现在第二与第三部分。这两部分的书评和文章都直接涉及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从巴以冲突到“9.11”之后的美国反恐战争。在此，朱特表现出了上面他所称赞阿伦特的那些优秀品质。在巴以问题上，他毫不妥协的批评以色列政府以及其领导人的殖民、暴力、恶毒和愚昧。并且在这个纠缠了近半个世纪的问题上，始终能脚踏实地，而不为妄想所迷惑。就如霍曼斯女士所言，朱特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时间、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页005）一方面他能够立足现实，讨论真实的问题，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他也不停地从过去的教训中寻找历史与经验，以期能建构出一个有别于糟糕当下的更好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巴以所纠缠的建国方案，还是小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的大旗下所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反智行为对于共和国所造成的伤害。托尼.朱特（1948-2010），被称为当代“西方最好的左派公共知识分子”（图源豆瓣读书）霍曼斯女士把这部文集命名为“当事实改变之后”，据说它来自凯恩斯的一句话（即“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页005））朱特在他的几篇文章中也提到这个小故事。随着事实的改变而相应的改变自身的观点和立场，这本应该是最基础的常识，但也正是这一关于“随事实改变而转变”的行为却在20世纪有着十分艰难且复杂的历史。在那个一切以意识形态为先锋的年代，人们画地为牢，把自己束缚其中，而导致众多荒谬决定被作出，背德者产生以及——最严重的——对于独裁者、政府以及国家暴力的忽视，甚至是对其的维护与辩解。但朱特并非这样的人，他“不会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或者执着于它的语言。当事实改变之后，当别人提出一个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观点，他就会改变主意，然后继续前进。”（页006）也正是因为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才能使得众多知识分子走出自己为自己打造的黄金大牢，看清现实与变化，而不至于被自身的骄傲和狂妄所蒙蔽。朱特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他所十分赞赏的经济学家凯恩斯那里找到一些线索。在他生前最后一场公开演讲（《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中，他指出凯恩斯对于经济理论的贡献之实质“就在于他对不确定性的坚持：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许多自信的妙方大不相同，凯恩斯坚持认为人类事物在根本上不可预测”（页351），而正因为存在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也就意味着任何声称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药方”并不存在，我们需要根据事实的变化对思想与观念进行相应的调整，而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不例外。在朱特关于巴以建国方案的讨论中，他从曾经提倡“两国方案”转而支持“一国方案”，原因很简单：因为事实已经改变，再坚持曾经的解决方案对解决现实的问题没有任何益处。朱特批评那些忽略现实变化而一味纸上谈兵的学者，因为正是这些顽固使得讨论越来越模糊而杂乱，最终除了增添了一些文献资料外，并未对寻求现实的解决方案起到作用。促成朱特这一观点的另一个原因我们或许可以从他对于20世纪历史的重视与反复提及中寻找。在这分为五部的文章中，从1989年的欧洲革命到“9.11”时代的美国，关于当下但却又无处不显露着对于刚刚过去（收录的文章大都完成于21世纪的前十年中）的20世纪的频频回首。而朱特在涉及当下的第二第三两部分的多篇文章中，更是直接指出，正是当下政府执政者与人们（尤其是以色列与美国）对于20世纪教训的不同记忆（与欧洲相比。页302）和遗忘，才使得所作的选择越来越坏，不仅导致一个时代走下坡路，也让美国陷入衰落。在这些博学的批评文章中，我们再次看到那个写出多卷本《战后欧洲史》的朱特。他以自己渊博的历史知识与思考，指出上从小布什政府，下到美国学界中众多知识分子在为了维护他们不正义战争和行为时所说的谎言、扭曲的历史以及对于其他国家的种种偏见。从美国学者攻击联合国（《联合国已穷途末路了吗？》），到小布什政府指责法国为“旧欧洲”帝国主义（《海外的反美国主义》），朱特一一以史实对其进行驳斥和批评，并指出这些无能平庸的执政者不仅未能从过去的历史中学到教训，反而破坏了战后一代政治家所努力建构的蓝图，导致整个局面每况愈下。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波兰籍著名哲学家，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与《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托尼.朱特称其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之一。（图源网络）当我于前些年读完朱特的《战后欧洲史》时，我最大的感受便是这是一部有如孔子作《春秋》般的史书。通过它们，朱特揭露了上到国家政府与独裁者的狡诈、伪善的勾当和暴虐，下到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囿于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背叛……后世评价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在我看来，朱特的这部史书同样如此。其中有一个小例子我印象深刻，是关于英国政府的自私，在东欧动荡以及其后的萨拉热窝战争中，英国政府对于难民的冷漠。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在官方的掩盖和粉饰中原本应该消匿，但朱特记下这些，以告诉读者，这些事情曾经发生过，如果不对此进行预防，这样的事情将会再次发生。这几年的西方难民问题，不是再次重蹈覆辙？朱特说：“放弃一个世纪的努力是对我们前人的背叛，也是对后人的背叛。”（页367）但遗忘似乎是掌握权力者们最友善的朋友，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权力得以突破界限而必然所造成的不幸。朱特于此指出当下对于历史继承的几个主要问题。首先是随着研究历史范式的转变而产生的一系列新的规范，如后现代中常见的解构、发明、建构这些概念。在评论两部关于东欧史的著作一文（《自由与弗里多尼亚共和国》）中，朱特批评后现代这些概念的肆虐对于史学书写的影响，尤其是这些解构最终导致一种传统的历史教学方式的消失。这种传统的历史教学“通过参照过去赋予当下以意义：今天的人名、地名、铭文、思想和典故都可以装入我们记忆里对昨日的叙事中。”（页298）这样一种传统叙事能够形成一个“能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共同的历史”（页298），而那些被解构的碎片化拼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世界变成了许多个世界且每个世界都在迅速发展着，我们每个人与同时代人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与先辈的世界之间的共同点就更不要说了。”（页299）正是这种碎片化的分离，让朱特忧心忡忡，因为“它对未来的民主治理的影响令人担忧”。（页299）而关于“想象、发明、发现、建构、占有或东方化的结果”也就会掩盖一个真实地点和生活在其上的人们的真实生活，因为——朱特强调——“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页117）对于20世纪历史研究与运用中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对于历史的有目的性利用与扭曲。朱特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别于传统历史叙事的叙述发生了，即“过去只有通过人们当下关切的众多事情（经常是极不相同的事情）才能获得意义。”（页298）因此历史成了一个用以维护当下目的的挡箭牌与辩护借口，或是一个遥远的“道德记忆的宫殿”，除了提供“教育意义”外，如死物般没有任何其他意义。（页297）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式的历史观使得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方面为权力和谎言所利用，另一方面使得那些历史教训被忽视，于是错误的决定再次被作出，而悲剧依旧。（页305）因此朱特在《我们学到了什么？》一文最后再次强调：“我认为我们需要回溯20世纪，更仔细地去审视20世纪，而不是逃避。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或者可能是第一次学习）……”（页308）《记忆小屋》是朱特逝世前写的最后一本回忆录，感人至深。（图源豆瓣读书）随着朱特知道自己的最终将为病魔（“渐冻人症”）所虏获后，他便开始写下许多具有自传性质的文章，如《记忆小屋》或是与蒂莫西.施耐德的对话《思虑20世纪》。前者动情地回忆了他的人生，后者则是朱特的精神自传，通过对20世纪的再次思考，朱特为我们当下所生活的世界点亮过去，也点亮了未来。某种紧迫感让他后期的文章中流露出淡淡的悲伤与失望，因为“历史在当下久久停留”（页297），我们却视而不见以及未从教训中学到任何东西，依旧一路走到黑。但朱特从来不是悲观者，在最后一部分“我们终有一死”中，收录三篇纪念文章，其中两位（阿莫斯.埃隆与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给朱特带来非常大的智力支持。（页011）在这三篇短文中，朱特赞扬这些伟大灵魂于生前对于智识的追求以及对于民主公正所奉献的努力。从他们身上，朱特找到了共鸣，因此对于必然的死亡没有任何不安或恐惧。而通过对于这些旧友或共鸣者的纪念中，朱特再次强调那些他们共同信奉的观念，即“我们要始终有以下意识：巨大的灾难可能会发生，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样的灾难会被误解为契机或重新开始的机会；人们会面临将各种变化多端的思想统一起来的诱惑。这是20世纪的中欧教训。”（页397）在《论》中，朱特写下这些话：“加缪强调，在所有公共选择中个体的道德责任都居于最首要位置，这一点与我们这个时代舒适的习惯大异其趣。”（页195）在这些关于加缪和其《鼠疫》的句子里，我们始终能看到朱特的身影，“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他们信奉绝对真理，但是也接受可能性的有限”。（页205）这里还有两句出自《鼠疫》的话：“如果你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痛苦以后还不去反抗，那你要么疯了，要么瞎了，要么就是个懦夫”；（页203）“其他人将创造历史……我能说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与鼠疫为伍。”（页205）最后，我在这篇文章里发现一段一位当代观察者对加缪的描述，抄录于此。因为每当我想起朱特，回味他的文章，也曾有此相似的感觉：“他的脸是那么有人情味，那么敏感，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他身上的那种正直非常突出，让人立即尊敬起他来；很简单地说，他和别人不同。”（页197）编辑：重木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首发于微思客，如需转载，请联系微思客团队。责任编辑：